重拾中国文人士大夫“履正而行”传统

王锐的《履正而行》从培养“政治能力从何而来”的视角，深入探讨了章太炎、廖平、钱穆、陈独秀、李大钊、嵇文甫、胡绳等学人的理论贡献和家国情怀。在这样一个标榜所谓多元史观、多元文化的时代，王锐重拾中国文人士大夫“履正而行”的传统，无疑是需要相当大的理论勇气的。

在王锐的笔下，“履正”不仅是“躬行正道”的过程，也是一代学术－政治精英培养、锻炼政治能力的目标，更是评判各种“能力观”是否健康的标准。王锐指出，真正的“政治能力”是应该包括对中国与世界基本状况的认识、有效解决复杂政治社会问题的能力和与不同社会群体沟通的能力。培养“政治能力”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借由学校教育和学科培养，其二是从实践出发，在实践中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两种途径相辅相成。

我国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史学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这里的“资政育人”既包括培养精英的政治能力，也包括塑造公众健康的历史观。

近代学人的理念和期盼与党中央在新时代对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再一次佐证了深刻的历史洞见往往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深远价值。

除了作为“资政育人”的目标之外，“政治能力”也是学者治学时应当具备的史识。正如王锐所说，对于谈政治的人，为了让所谈的内容更具质量，也应具备一定的“政治能力”。如果说古代史官的短板是“不知兵”，那么现代“象牙塔”中的学者的短板则是“不知政”。正因如此，王锐特别强调要回到清末民初的政治困局中去理解章太炎对于民国政权能否巩固国权、代表民意的担忧，去体会陈独秀从“悲于歧路”到“远慕泰西”，再到从“十月的风”中找到“新的政治”的欢欣鼓舞。

清末民初复杂政治环境催生出的“政治能力”，使得这些学人能够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至暗时刻，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履正而行，不断尝试为民族复兴做好思想和理论准备。章太炎认为，古代的历史典籍足以在当时担当起政治意识的“国史”之重任。通过王锐的研究，我们还发现：中国士人早在戊戌前后就已经开始构想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

培育政治能力的最终目标是引领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王锐指出，正是拥有了数千年丰富的生产、交往与组织经验，“历史民族”才有可能成为具有自觉政治意识的“政治民族”。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新”，就在于打破文化、风俗、语言上的区隔，让各族人民在参与新政权的过程中形成坚实稳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政治民族”。

真正推动这些近代学人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如姜义华教授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形式重建了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这也是实践主义认识论、人民主体本体论以及革命辩证法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在分析中国近现代史时，面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何叙述现代中国的政治整合和国家建设。这关乎如何审视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以及能否形成贴近于当代实践的大历史观的问题。相信这也是王锐从章太炎再出发，挖掘传统的能动性、寻找“新的政治”、勾勒国家治理历史脉络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