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笔下的55位文化名家：补充“历史的细节”

创作65年以上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会怎样记录他所认识的55位文化名家？由三联书店推出的著名作家刘心武《也曾隔窗窥新月》一书，给出了答案。日前，该书分享会在首都图书馆举行，作家刘心武，文化学者祝勇，《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何奎，一起围绕书中提及的人物和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书里素材绝大多数是独家的”

2023年3月，刘心武《也曾隔窗窥新月》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书中，刘心武回忆了他与巴金、冰心、茅盾、夏衍、丁玲、陈梦家、汪曾祺、陆文夫、周汝昌、启功、孙犁、严文井、王蒙等55位文苑名人的交往。

在当天的分享活动上，刘心武表示，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几代中国文化人、文学人、艺术人的风姿，以及他们的内心。“我书里的素材绝大多数是独家的，绝大多数人写不出来。比如我写丁玲复出轶事，不可能别人来写，就是我自己独自经历的。像我跟冰心的深度交谈，只剩我们俩的时候才进行的深度对话。还有其他一些场景，都是非常独家的一手材料。”虽然研究这些人的文章和著作很多，自己的文章仍可以起到“补缺拾遗”的作用。

施战军表示，这部书自己拿到之后“爱不释手”经常翻看。他认为这本书“不仅仅是文学史的资料，更是一种生活的养料，人生的养料。”在他看来，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收入了很多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家。所以很适合进入学生的课外阅读拓展书目。阅读这本书，对人格、情感的塑造和影响都是很有益的。

祝勇表示，刘老师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取代的代表性作家，也曾担任著名杂志的主编。在他的创作和编辑过程中，接触了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很多著名的大家。在他漫长创作生涯中所接触的文学大家的点点滴滴，是自己最为感兴趣的。他也举例提到，书中写到丁玲复出后第一篇作品《杜晚香》发表的曲折过程，一般的人物传记里没有，“如果刘老师不写、不说，那可能就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过程”。

与文化界的奇妙缘分

刘心武与文化界有一种奇妙的联系。他小时候住在北京东城区钱粮胡同35号的海关总署宿舍，而隔壁34号住的是陈梦家。陈梦家是新月派的诗人，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他的母亲曾是冰心热心的读者，与少年刘心武谈起新月派的诗人陈梦家来，竟还记得几十年前读过的“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父母的亲戚和友人中，有不少文化界的，像他称作“娘娘”的胡兰畦、称作“兰姑姑”的孙维世。更奇的是，他的妻子小时候住在无量大人胡同时，曾和歌唱家张权共一个院子。歌唱家美妙动听的歌声、琴声，曾让那个小女孩如醉如痴。

他从事文学写作和研究仿佛成了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  

1977年，他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应和着时代的心声，掀起了“伤痕文学”的热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1984年，他发表长篇小说《钟鼓楼》，同样影响巨大，作品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2005年，他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掀起全民“读红”热。

他不仅进行文学创作，还一度在文学期刊《十月》《人民文学》担任编辑和领导工作，在文学界交往广泛。他见证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了解性格各异的作家和他们的如烟往事。

给历史以细节

刘心武说：”历史是一种宏大的叙事，它那筛网的网眼儿是很大的，它经常要无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牺牲掉许许多多真实生动的细节。但作为个人的忆念性叙述，越是尊重、敬畏历史，便越应该如实地给历史以细节的补充。这是一般读者所企望的，也是史家所不拒的。”

文学史的书写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文学史是概括的，凝练的。而个人性忆述正可以做细节的补充。

1978年，刘心武在北京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十月》杂志工作时，向还没有平反的丁玲约稿散文《杜晚香》。准备刊发的头天晚上，稿子却被《人民文学》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临时“截”走了。原来，中央决定给丁玲平反，需要立即安排丁玲复出的事宜，就是火速在即将出版的一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她的新作品，并让人民文学出版社赶编赶印丁玲的书，书里也要收入《杜晚香》。当时的情形是十万火急，《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葛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严文井都坐着小汽车亲自来找刘心武要丁玲的稿子，很有戏剧性。

而胡兰畦人生境遇中的历史细节，也让人喟叹。她在1933年写的《在德国女牢中》一书出版后，被译为俄文，在苏联风靡一时。1934年到1935年，她作为“国际大作家”在莫斯科活动，并作为唯一的中国女作家出席了1934年召开的全苏作家大会。当时的苏联作协主席高尔基对胡兰畦非常欣赏，除了在大会活动中主动与胡兰畦交谈，还多次邀请她到他城外的别墅做客。那时候胡兰畦接触的苏联官员与文化界人士中，赫赫有名的除高尔基外，还有布哈林、日丹诺夫等。在1936年高尔基的葬礼上， “来自中国的著名女作家胡兰畦”被斯大林指定为执绋人之一。但她“人生最风光的日子，也就那么几年”，此后命运多舛，她的名字和作品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一个救心电话：有温度的记忆

文学家是多情的，刘心武先生对于生命中的友人、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一直抱着一种特别的感恩之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刘心武还记得与邵燕祥在琉璃厂邂逅时对方的一声呼唤：“燕祥兄迎面骑车而来，见到我亲热地唤我一声’心武’。他可能早忘怀了，我却仍回味着这小小的插曲。”

顾行是《北京晚报》原副总编，他的名字并不广为人知，与刘心武的交往也不甚多。但刘心武感念他的一个电话，称之为“救心电话”。书中写道：“当十年前我摔了个大跟头时，他在获悉有关我的这一信息的三分钟后，立刻拨来了电话。短短几句话，不啻救心丹丸！当时他因严重的心脏病正住在安贞医院，他是从病床上爬起来，离开病房，走过好长一段走廊，到公用电话亭那儿给我拨的电话。这是一个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电话。”是啊，纵使我们有足够的自信自强与自救自赎的能力，我们也许还是需要在关键时刻接到一个这样始料未及的救心电话。

对于这种感情，他毫不遮掩，而是坦率、诚恳地在书中道出。

他谈到茅盾时，说：“我虽然没有与茅盾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他恩惠的。”原来，在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茅盾给予了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刘心武赞许与鼓励。这在茅盾的一生中并不算什么，但刘心武说：“我得承认，在《钟鼓楼》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也是我发愤结撰的原动力。”

而对于周汝昌先生，刘心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如今被一些人认为是’红学家’， 其实是汝昌师拼力将我扛在肩膀上才获得的成绩。” “我以为，汝昌师对我的无私扶植，正与胡适当年的学术风范相类，我将永远铭记、感怀！”

对当下年轻人的智慧启示：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文化人特别是文学家都是脆弱的、情绪化的，但在刘心武笔下，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都是温和、澹真、通透而睿智的，有时候还是有趣的。

刘心武坦言，要说追星，他追过两颗星，一颗是王小波，一颗就是张中行。追，就是因为读了其文字，喜欢得不行，从而想方设法要去认识，想跟人家多聊聊。

张中行先生一生存疑，在边缘生存，提倡顺生。没细读他文字的人，有的误以为他消极，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存疑就是坚守良知。在边缘生存，并不一定就是对抗中心。刘心武说，社会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和谐共存：中心的人做中心该做的事，边缘的人做边缘的事，也是社会所需要，或者至少是应该包容的。顺生，不是苟活，成为“闷人”，而应该像张中行先生那样充满情趣地生活。

一般人或许知道张中行先生是爱美人的人，是热爱生活并善于享受生活的人，但恐怕不知道他在年过八十后，还去拉了双眼皮儿。刘心武写他在参加一个婚礼时与张中行先生第一次相遇：“我们握手四目相对时发现，他分明是双眼皮啊！我的疑惑很快被解开，新郎再一次过来招呼我时，告诉我：‘知道吗？老爷子新拉了双眼皮儿！’”这份爱美之心真是少有。

刘心武还说过：“人生的意义，于大多数人而言不是“轰”的一声雷响，而是蜜蜂般“嗡嗡”不息地采撷花蜜；人从暗寂的子宫中来，还要渡到暗寂的彼岸去，那中间的历程，惊心动魄的事未必多多，真多了也未必是福，而常态的日常生活，以其平淡枯燥磨砺着我们焦虑的灵魂。倘若我们能消除娇嗔暴戾，而终甘于平凡，把有限的生命融入能与真、善、美相连的事体中，那可能便是缔造了真福。”这对于当下一些“躺平”或者过度焦虑的年轻人而言，还是很有启示意义的，让人感觉到在面对人生的各种境遇甚至磨砺的时候，需要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境。

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年出生，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198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12年出版《刘心武文存》40卷，2016年出版《刘心武文粹》26卷。其作品在海外有英、法、日、德、俄、意、韩、瑞典、希伯来等文字的翻译出版。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展系列讲座，对《红楼梦》在民间普及起到促进作用。另有关于《金瓶梅》的评点与论著。发表大量散文随笔，其中涉及上世纪中至本世纪所亲身接触到的文化名人之轶事，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富有史料价值。此外还从事建筑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