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出来》，沈书枝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家乡的自然书写者”，是对青年作家沈书枝的一种恰切描述，也是她一直想要通过自己的散文写作所达成的。小时候的乡野，长大后的城市，还有在两者之间的那个她，构成其写作的主要面向。新作《月亮出来》同样如此，儿时山中的野果、父母饭菜的味道、季节变换时的温情细节、城市生活的细微感受都被她收纳进来。近日，在该书分享会上，作家梁鸿、辽京与沈书枝就童年、故乡、家庭等话题展开探讨。

在梁鸿的阅读印象里，沈书枝的文字不是非常沉郁或者特别“桃花源”的，她的文字来自于我们生活内部的点点滴滴，同时又具有一种悠远的感觉，仿佛生活内部本身那种复杂的流淌。比如她写怎么制作食物，写得细腻具体，“语言像缓缓流动的小溪一样，清澈又明亮，同时又充满烟火气。它不是浪漫化的表达，就是我们生活中本来就有的四季的流动、烟火的流动，它带给人的是特别真实的、温暖的感受。”

与多数离开乡村返回重写的作家相类，沈书枝记录故乡的眼光必然是不同的。正如辽京所言，当你回来时那双眼睛已经不是少年时自然的眼睛，你的眼睛已经变成照相机，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观看的方式，你已经不再是生长于此的那个孩子，而是拥有外来者的视角，“这个视角让你产生一种奇怪甚至近乎陌生的转折，乡土、风物、自然、食物，或许都会在你眼里发生变化。”

对于故乡，沈书枝敏锐地意识到，“我是一个如今置身其中、但却只有过去与之发生联结的人。”或许正因为此，她每次回故乡都有意识地带着相机，多数拍一些风景风物，因为她有一种新的发现，小时候并不觉得好看的风景，通过相机她才能同时以小时候的视角和现在审美的视角把它们统摄到一起，然后记录下来。她很少拍人，一方面害怕冒犯他们，但她自陈，自己也不无一种躲避的心态，“因为爸爸一直在乡下，回乡时我其实一直用一种‘女儿’的目光去观望周围的世界，而没有太多的以成熟青年女性的姿态做这些事。”然而，时光中的人与乡村都在发展，它们对写作者必然提出新的诉求。

事实上，《月亮出来》延续了沈书枝以往的一些写作，上篇关于家乡民俗和风物的记录正是如此，她把这些题材重新写了一遍。而这绝不是重复，她有自己的考量，“刚开始写作时我才二十来岁，那是一种朴素、自发的写作，后来我觉得这样一个题材需要写得更深点，我应该用更成熟的写作者的笔重写一遍。”这当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为写作者和生活着的人，她的体悟比之前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沈书枝进入了写作新的阶段。她写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写成年人“顺流直下的像瀑布一样的疲惫”，写那些温柔的现实。从乡间风物到“北漂”生活，从女儿到母亲，时空的迁移和个人角色的转变，让沈书枝的文字伸向了更远的地方，她更深地进入了生活，也更深地进入了自省与思索的内部世界。

书中的最后一篇《乡下的晨昏》有三万字，是整本集子中篇幅最长的，沈书枝前后花了八个月才写完，她“像真正成熟的成年人那样开始写现在的生活”。她写生活中那些灰暗的、痛苦的、晦涩的东西，将自己与家人不完美的部分呈现出来，她对亲情有了更深的理解，“被生活剥夺了一层又一层的长辈们，似乎也只有和熟悉的人在一起，回味存在于彼此记忆中的部分，才能感受到一点安全的和爱有关的东西。”她不得不写，“生活有一种你根本无法阻挡的力量，你看到乡村的变化，你必然要写到现在。如果不写现在，光写回忆中那些柔美的、温柔的东西，我觉得那是一种背叛，我必然要把现在写下来，才不背叛我成长的地方和父母。”

“一个好的作者，一定会把他/她所写的一个地方独特的家庭感受、独特的生命体验上升为每个人都能感知到的非常复杂的人生体验。”梁鸿认为，沈书枝在真实地写她自己生活的过程中，写出了人们对于故乡的感受。在故乡更多是一种虚指的当下，沈书枝的故乡依然有一个乡村的实指，无疑也是一种幸运，跟乡村有关的那段记忆、家庭生活、她的生命体验，以及跟乡村有关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故乡的内核。但作为作家，必然要在不断书写中写出正在行进中的生活，“我们笔墨的流动的方向，是往前走的，这个‘前’不见得是欢乐，不见得是幸福，但一定是跟当下的情感、生活方式相关联的。”

当然，故乡是一种特指，它是对每个人而言的，一片小区、几条街道也可能成为一个人的故乡。辽京更愿意将故乡称为一个人的锚点，“故乡一定是在人的记忆里植入一些固定东西的地方，让一个孩子能跟他周边的环境，不管是人还是土地或者自然，能产生固定的关联，当他长大之后回想这段时间能找到一些锚点，这些图景有一个中心点，勾连起童年的很多事情。”

书名“月亮出来”源自山村暮鸟的诗《月》，“忽地/月亮出来/山丘之上/慢慢慢慢地走/谁在走”，之所以选用它，沈书枝说因为觉得它很像她。“这是一个非常孤独同时又非常温柔的一个意象，我想象中的自己就在人生路上的这个场景，我孤独地慢慢地在人生路上走到这个点，我的头上只有月亮，或者说至少有月亮，温柔地出现在我眼前，让我还有所寄托，有所依靠。”

这条路，是沈书枝的人生之路，也是她往返故乡的路。正如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在《世俗的无家可归》中写到的，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多年前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决定在当时却无丝毫重要的象征，直到漫长的时间过后，它当时的征兆才显露出来。这跨越漫长时间的领悟，实际上构成了人的一生。对于沈书枝而言同样如此，“我们在当时也全然不知，这是一条真正通往告别的路。这离开甚至是从我们上学时起就逐渐开始的，从村里的小学，到镇上的初中，再到县城的高中，最后是离开省份的大学。而那时我们对此毫无察觉，不知离开便意味着永不能像当初一样回来。直至如今，一次次的返回与离开，感受那身处其中的疏离、安慰、孤独、残缺与伤痛，用自己所能有的方式做一些事情，也许也包括记下它们，便是完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但沈书枝强调的，不是告别，而是呈现，“实际上我们不但回去，还要持续地写，这不是告别，这是成长。只要还能观察，只要还能看见乡村，我就一直记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