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专家研讨樊树志《重写晚明史》：始终走在学术前沿

11月3日上午，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樊树志教授《重写晚明史》（五卷本）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20楼会议室举行。本次学术座谈会，也是迎接2025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立一百周年的系列庆典活动之一。

本次活动，邀请了来自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多所高校院所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和来自复旦大学史地所、中文系及历史系的相关学者三十余嘉宾聚集一堂。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肖卫民，复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教授，复旦历史系党支书记盛晓蕾，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副总经理、《重写晚明史》责任编辑贾雪飞，及来自全国的媒体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持续三个小时，分两个半场。上半场，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黄洋主持下，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教授和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分别致辞、《重写晚明史》作者樊树志教授作主题发言。随后举行了庄重的《重写晚明史》新书发布及赠书仪式，向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及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史地所资料室赠送图书。下半场，《重写晚明史》学术座谈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海英教授主持。

以下是现场嘉宾的精彩发言选摘。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黄洋：

樊树志教授从1988年出版第一部专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开始，迄今已有20部专著出版。《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书的出版，奠定了樊教授在明清江南经济研究领域开拓者的地位。年近八旬之后，樊教授又撰写了200万字左右的《重写晚明史》，退而不休，孜孜治学的精神，让人叹为观止，也代表了历史系学人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

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教授：

樊老师求新不止，始终走在学术前沿。樊老师是我们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早年致力于明清社会史研究，江南市镇研究，领一时风气之先。90年代以来，转向晚明史研究，主张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探讨中国历史变迁。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晚明大变局”的概念，并提出要把晚明的中国社会放在新航路开辟后的世界大变局中来讨论，把中国内部的变化和世界发生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论述，这种学术视野和前沿意识是我们后辈学人的榜样。樊老师以严谨史识、畅达笔触，成宏大叙事，这是樊老师作品备受读者赞誉的缘由。其背后是我们历史学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对学术发展传播的责任感。

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

樊树志教授和中华书局有着深厚的友谊，二十多年来给中华书局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可以说是“两个二十年铸就了三个高峰”。

第一个“二十年”是指樊树志教授从200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学术大众化方向的第一本书到现在，刚好20年；第二个“二十年”是指樊树志教授自2004年6月28日在《解放日报》发专版文章《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首次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这一学术论断，到今天《重写晚明史》五卷本出版，刚好20年。第一个20年的起点是樊树志先生的高足——李静博士在中华书局的编辑生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樊树志教授迄今畅销不衰的名著《国史十六讲》就是李静责编的。这本书出版时，轰动一时，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中华书局开拓新局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三个高峰”中的第一个高峰，也是奠基性的高峰。

“三个高峰”的第二峰，是2015年出版的《晚明大变局》。这本书甫一出版，就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从8月在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后，其后以每个月登上五六个好书榜的速度持续到年底，又荣登十七个主流媒体的年度好书榜，图书出版一年内销售八万余册。这是学术书很少有的现象。而且这本书就像定海神针，让中华书局的上海公司找到了破局的方向，坚定地走上了“学术大众化”的出版之路。如果大家现在关注到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话，那这些成绩的基础就是《晚明大变局》。

第三个高峰，就是今天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这套二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是樊树志先生八十高龄后独立完成的。就凭这一点，我们说樊先生是学界的“楷模”，毫不为过。

《重写晚明史》作者樊树志：

晚明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变，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新的趋势。我认为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没有晚明大变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变局。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航海家发现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人类历史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成为欧洲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转折点，在欧洲人心目中，世界经济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欧洲的近代化住几乎同步，或者可以说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发端。

16到17世纪的晚明，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发生了巨变，出现了新现象、新因素、新突破，一言以蔽之，近代化已初露端倪。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说：“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

中国的近代化起步与欧洲几乎同步，但由于种种原因步履维艰，夹杂着停滞乃至倒退，逐渐落伍。这个观点有些大胆，但是现在得到了李伯重先生的响应。我跟《解放日报》在采访中讲了八个字——“没有晚明，何来晚清”。这套书装帧非常豪华、讲究、漂亮，符合大航海中西交流的背景，配了很多插图，虽然很小，但是很清晰，赏心悦目。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力行：

樊先生在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领域里，始终是学术前沿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后，《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开了江南研究的先河，是一部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必读的经典。

樊先生的《重写晚明史》，也可以说是江南市镇研究的延续和扩张。前因后果，互为因果，构成了完整的晚明史。晚明史的学者众多，但是系统的研究，精深的研究，新见迭出的研究，当以樊先生这部《晚明史》分量最重。

樊先生广征博引，从传统史书，从日本、韩国的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论述当中，通过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海外贸易的领导者和绝大多数的参加者是中国的走私商人，而不是倭寇。

樊老师的书，他有着强大的内在的历史逻辑，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它有强大的历史的纵深感。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虞云国：

樊老师所说的晚明大变局，我理解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全球史的视野。晚明正处于世界大变局之中，也即随着15世纪末叶至16世纪初叶新航路的开辟，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正汹涌澎湃，席卷东西方，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大为加速，而晚明也毫无例外地卷入其中。二是晚明自身也出现了很多新气象，经历着自己的大变局，除了刚才提到的半被动半主动地卷入了全球化贸易的浪潮，突破了原先的“海禁—朝贡”体制外，还包括国内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现象的出现，出现了以王阳明、李卓吾为代表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涌现了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在西学东渐大潮中放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及文人结社与言论风起的新气象。

我在读晚明大历史的过程中，樊老师提出的两个观点引起了我进一步的思考。一是樊老师指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与欧洲几乎同步。”二是樊老师指出：用全球史眼光看来，“没有晚明大变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变局”。我是完全赞同樊老师的这个真知灼见的。这两个问题我的反思。晚明的张居正改革开始还涉及了吏治改革的，但很快就退缩回避，只局限于经济，尤其田赋税收领域，晚明的体制性贪腐就越演越烈。张居正改革的经济红利不仅很快消耗殆尽，而且在外患与内忧的夹击下应对失据，说到底是帝制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痼疾所造成的，最后导致明清鼎革，清朝以更独裁的体制统治中国，造成晚清大变局。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

朱东润先生和我们谈得特别多的，就是南宋在金人入侵以后还能维持半壁江山，那为什么明人半壁江山都占不住？朱先生自己的解答是，明朝不仅是皇帝、大臣都“烂”了，连南方的读书人也“烂”了，没有人能够站得出来，没有人能够维持大局。这个话可能有一点极端。但是朱先生谈到很多明清之际的事情，好多的问题，在樊老师这里能够得到佐证的回答。

《重写晚明史》是在全球化视野之下来解剖晚明社会吏治制度之下，一百年左右从全盛走向灭亡过程之中的众多细节。作者是鸟瞰式的描述整个晚明社会各种层面上的问题，而且这个是第一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崛起和发展，而是在完善制度的时候。明清一代中国社会受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深刻的。美洲的番薯进入中国，救活了中国许多的人。四川人的口味从吃甜的转为吃辣的，是与美洲大陆发现有关的。这些其实可以说是毛细血管式涌入中国社会，改变社会的习俗和生活。但是就是在制度的层面上，在这个世界眼光方面，在国际贸易这方面，以及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上面，明代后期从万历、泰昌到天启、崇祯，也可以说一步一步走得很荒唐，最后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

《重写晚明史》给我的启发是：以往我们谈论这个世界这几百年的变化的时候，都会不知不觉地落入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陷阱里。在这种陷阱里面，我们都默认了西方给我们的现代化是好的。哪怕他用侵略的形式强迫我们接受，事实上我们也接受了。对，所以我们仍然同意那是好的。

这种想法遮蔽了我们考虑历史的另外一个维度。事实上西方列强进行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的侵略，所谓大航海时代就是他们的殖民主义侵略的时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至少在客观上把他们的制度强加给了被他们侵略的人。这一点我们当然不否认，但是我们一般不去考虑这些受侵略的国家，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接受列强所带来的所谓的现代化，以及列强支撑他们这个现代化的各种制度。各种文明谁能够更大限度地抵制这个东西，但是不被这个东西灭亡。哪怕这个东西跟我打架我打输了，但是我至少也不用灭亡。如果你这样看，你就会发现中国文明做得很好。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范金民：

二十年前出版的《晚明史》，我当时的评价是“一代才华著典型”，这句话出自清中期三大家赵翼的诗句。而新出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我用顾炎武的一句诗做评价，那就是“老树春深更着花”。

《重写晚明史》在把握晚明历史的宏观主题上，颇具境界，极具创意。在中国断代史领域，一向有晚清大变局、唐宋变革、元明变革之说。樊老师纵横捭阖，理清了晚明复杂的历史头绪，高屋建瓴而又敏锐地指出晚明也有大变局。

樊老师《重写晚明史》采用的是“二十四史”中质量最高的《明史》的写法，即往往引用当事人的奏议或说法，然后再做透彻的分析，夹叙夹议，寓人于史。其二，全书文字练达，词旨昌明，令人印象深刻。全书叙述的手法、流畅的语言、传神的文字，反映了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书中随处可见赏心悦目、形象而又生动的文句。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

《重写晚明史》全面整合了近四十年晚明史中外（日本、英美学界）的研究进展，是在大量纷繁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重绘宏观历史图景的一次重要尝试和集大成式展示。既给非晚明史学者了解该领域前沿进展提供了门径，也给晚明史学者在宏观框架下思考自身研究定位以及未来突破方向提供了基本架构和地标。

其次是对我国叙事史学优良传统的复兴。后面四册以传统政治史为主线，但写作手法上吸取了我国传统叙事史学优长（人物、事件），消除了过去政治史干瘪、脸谱化的弊病。是融考据新成果于清新流畅的叙事中的断代政治史写作的典范。

再次是结构史学与叙事史学的结合。第一卷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性分析与四卷政治史叙事相互配合，既呈现布罗代尔所谓历史的结构性层面，又呈现浪花的事件层面。是断代史写作体例的重要探索。

最后，我非常认同樊老师所说的“没有晚明大变局就没有晚清大变局”，甚至从我的角度，认为晚明大变局是更重要的。因为晚清的变局很多是到了那个时代自然发生的，而晚明的大变局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下发生的，这个变化可能影响更为深远。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邹振环：

樊老师用的很多原始资料是不常见的，也很少有人运用《明实录》像樊老师这样系统，尽管是讲土地关系史，但他的视野非常宏阔，而且他不仅重视新材料，也非常重视理论性，这也是他能提出“晚明大变局”这一论断的重要原因。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巴兆祥：

《重写晚明史》我的读后感是：视野的新颖性。它除了宏大的叙事以外，还有全球史的眼光。但当中又有很吸引读者的专题性讨论，所以说有视野的新颖性这个特点。

学术的厚重性。这个也是从这套书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解释了，前面大家已经说了很多。

创新性，就是当中有很多创新性的观点，有的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比如说关于汪直的问题。汪直是我们徽州人，过去我们徽州人对汪直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樊老师发表文章后，使我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樊老师这套书应该说是集各方面之大成。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外内学者提起上海的历史学研究，谈到明清史、江南史研究方面，我们复旦的樊树志先生和华东师大的王家范先生都是这一领域绝对绕不过的学者，这应当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两位老师的研究各有特色，他们都没有任何行政职位加持，都是纯粹以学术立身，完全靠个人的学术成果而在学界享有盛誉。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鲁西奇：

我结合明代晚期史与江南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读樊树志先生的《重写晚明史》。2016年前后，读到樊老师的《晚明大变局》，是将它放在“唐宋变革论”“宋元明过渡”以及“大分流”的背景下读的，觉得樊先生把晚明置入于中国历史的总体脉络中加以叙述与考量，是整体的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现在又读樊先生的这部分书，感觉前两者都还有，但樊先生的全球史的视野更加突显出来，他更多地把晚明置于世界历史上的视野中加以思考了。这三个层次，在樊先生每个阶段的研究中都有，却不断得到明晰、深化，论述也更为全面系统。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即樊先生的学问持之以恒，却又精进不已，不断前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

樊树志先生在《重写晚明史》中关注到晚明的危机，但同时更关注到晚明社会本有的转机，所以提出了晚明大变局的说法。樊先生的这种提法，深化了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认识。他同时指出，《重写晚明史》再现了我们的大历史。黄仁宇说，所谓大历史观必须要有国际性，樊树志先生这套书以全球化作为一个核心理论统领全书，所谓晚明的大历史就是“晚明大变局”。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肖卫民：

樊教授荣休后笔耕不辍，不断有重要著作问世。樊教授给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治学勤奋，二是注重学术创新，借用流行语可称之为“毁灭式”创新。《重写晚明史》五卷本的出版，是晚明史研究的里程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孝荣：

晚明史有许多零零星星专题式著作，但几乎没有真正的系统性的晚明史著作。对樊老师《重写晚明史》的定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内容详细、议论精深、观点鲜明的里程碑式的晚明史著作。最大的特点是全球史的高度和格局。再就是把晚明七十一年历史作了精准把握。晚明大变局，政治制度没有革新，虽有经济、文化的变化，终难免覆亡的结局。最后，写法、语言优美生动，雅俗共赏。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

拜读樊教授新出的这五卷本大作，主要有三点感想。一是“通”。樊老师的求通，包括了历史时段的连通，如中晚明、明清之间、晚清等，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连通，以及将经济史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专题史融会贯通，视野广阔。二是“变”，樊老师始终关注时代的变化，字里行间十分注意变革，早期撰写的研究江南市镇的著作，已经关注到工业化、外向型经济和贸易。因此，樊老师对时代的敏感、通达和独到的理解，跟历史本身所具有或存在的变革，与樊老师内心求变、求新意识相结合。三是“精”（精深）。樊老师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掌握了很多不为人关注的资料，甚至包括日本等域外资料，当年求学时在课堂上做的笔记最多。樊老师的注重通，讲究变，是建立在史料扎实、研究扎实的基础之上，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地方。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

一个好的人文学者，不论以什么形式，一定要写出世道人心。世道方面，容易写，尤其是对历史学界，因为历史是在探讨王朝更替，兴亡规律，甚至国计民生，但是在历史著作里能够读出人心，并不容易。《重写晚明史》，我觉得它更吸引我的在于写出了人心。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学者写张居正，基本上就是写变法的内容，讲变法对历史的影响。但是樊先生比很多历史学家多了一部分，就是张居正倒台了之后，世人怎么对待他。樊先生用这套书给我们很僵硬的历史注入了很多温情。他自己在后记里也特别强调，说晚明这段历史让他感觉到辉煌、苍凉、悲愤、无奈。

我觉得《重写晚明史》有别于很多历史著作的叙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抒情的底子，或人心的底子。而且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会显露出来更大的价值，尤其是在今天的阅读环境下。所以说我从樊先生的书里面，除了史的方面，我还看到了文笔上的美：要言不烦，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小大由之。

郑重地提一下，中华书局以多种样的书的形态来推出这部大作，我觉得还是有巨大的意义的。我一直觉得书是需要用多种形态面向不同的读者。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国字号的出版社，比较懒政，出了一种书就总是一个样子、一个面目。

我觉得我们中华书局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以多种形态的版本推出樊先生这样的著作，能够看出来他们的追求和努力。尤其是这个新版，其实编辑在其中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中华书局不仅出了樊先生这套书，还出了樊先生其他书。我觉得这是学术出版一个最好的形态，就是一个出版社成为学术作者的“娘家”。我觉得跟读作者保持这样长期的合作的一个形态。对于学术界也好，对于作者也好，对于出版本身也好，其实都是一件美好的大事情。　　 

著名媒体人叶檀：

我从樊老师身上、从历史系这里学习到很多东西，我后来个人强行切入了当下的经济，看了很多对当下市场的研究，包括宏观数据、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我把看到的东西写出来，如果说有哪里和别人不一样的话，就是因为我有历史的视野。刚才老师们在说的大变局，放到当下来看，我认为大变局远远没有完成。所以我经常会产生跟单纯研究市场的人很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的变局，包括市场的游戏规则还远远没有完成。

商务印书馆国际公司总编辑、编审李静：

“重写晚明史”是有根源的，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出版了《晚明史》，这部署在当年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中国图书奖是中国出版界最高的奖，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出版政府奖。在获得了如此高的奖项之后，樊老师还能够再作修订，再次创新，由两卷本扩充为五卷本，这种突破和创新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实樊老师还在另外一个方面有所成就，那就写中国通史。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中国通史，大概就是民国期间1940年代，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直到现在我们还在阅读使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知道的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包括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简编》，都是多人合作编写而成的。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中国通史，是从樊老师开始的，而且是三写中国通史：从《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到《图文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冯玉荣：

樊老师《重写晚明史》这套书中很多观点，我在2002年读博士时，就时常听他谈到“东林非党论”，一直到现在他谈到“东林的日常生活”，他在学术上不断地捕捉前沿，不断地给我提供学术的给养，在他的书中常常充满了对生命的情感，以及温情与敬意。

我借用樊老师《重写晚明史》，他谈到了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以为涤荡凝滞，开发性灵之助。”我们时常读到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