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创古代文化常识类工具书的思考与探索——以《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辞典》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的时期出版工作的一项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社会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人民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和获取知识渠道的快速拓展，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攀升。出版业近年来积极和及时地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传统文化的精品书籍。古代文化常识类工具书，作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具书，是这类出版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适合中等文化读者使用的中小型工具书，适合传统文化的入门及普及需求。据此，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辞典》。本文就该书的策划与编写，谈几点思考。

内容定位明确

一般而言，中等文化读者主要包含两个群体，一是正在接受中等教育的在校学生，二是接受完中等教育，后续教育阶段为非古代文史哲相关专业的读者，及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针对以上群体设计的古代文化常识辞典，所包含的词目及释义表述方式都须与其文化水平相适应。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所选词目突出常用性和文化性。词目选择可基本围绕中学语文、历史教材展开。编写者应通读中学课本、精研课标，在此基础上，将课本及教辅材料中出现的古代百科类词汇列入辞典选择范围，本着突出常用性和文化性的宗旨，对词目做分类、平衡和适度扩充，确定最终的词目表。

常用性，指在使用对象所接触的古文献中高频出现的字词。这些词目紧扣“常识”，属于了解古代文化的基础必备知识。譬如，“关”，在古汉语中的常用义项之一为“关口、要塞”（《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六版）），“关”在古文献中，多以复合词形式出现，除“娘子关”“居庸关”“井陉关”等专有名词外，以“关”为字头的常用复合词有“关中”“关内”“关外”“关西”“关东”等，这些词在古文献中频繁出现，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视角下的专指、特指也各不相同，读者如不能对其建立清晰的概念，阅读相关文献时，会产生认知偏差。这类词应成系统地纳入辞典，作详细阐释。

文化性，指词目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古代词汇中，包含很多字面意思似能理解，而背后往往蕴含着从字面无法全然获知其文化含义的词，如“采莲”，本是古代常见民俗或农俗活动，但因古人赋予莲花“洁净、高雅”的品质，又因“莲子”与“怜子”同音，常被用来表达对心爱之人的爱慕，这些最初在民间歌谣中体现的情意，经文人提升，以风格更清新、典雅的诗文呈现，“采莲”因此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创作题材之一，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表达固定的思想和主题。文化常识辞典的编写，应尽可能准确挖掘这类词目的文化内涵，使读者从中获益。

简明易懂，可读性强。古代文化常识辞典的编写，旨在加强对古代文化基础知识的普及，其核心功能在于：第一，直接而高效地对读者的问题答疑解惑。第二，以读者乐见的表述方式阐述词目，使之在阅读中获得成就感和愉悦感，进而产生利用工具书进一步自主学习的兴趣与动力。必须以内容简明易懂，语言流畅生动为特点，既是一部内容可靠实用的辞典，亦因不专注于对某一问题做学术层面的探讨，在面貌上弱化了一部分传统辞典的特征，从而更具可读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释义方面，语言简洁平实，使人一目了然。非必要不作细密的义项划分。以描述、记叙的方式阐述被释词的样貌、特征、历史发展过程或文化意义。如“函谷关”在大型语文类工具书中，常分作秦关、汉关两个义项分别说解，而中型文化常识类工具书则可以更为流畅自然的叙述方式，将函谷关得名之由来、地形地貌特点、历史史实、自先秦至汉代地理位置变迁描述清楚，如此具有了某种故事性，更易为读者所接受。

注音方面，只对词目的难字、易读错多音字注音。行文则因尽可能使用简明平实的词汇，从而避免难字的出现，也极少注音字词出现，使阅读更为顺畅。

书证方面，非必要不直引古典文献原文。书证作为释义的依据与支撑，通常以直引的方式紧跟释义。传统的做法严谨而学术性强，是辞书质量和品质的体现。对于中等文化读者而言，某些古籍文献内容深奥，尤其是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天文历法和科学技术等内容的文献，出现生僻字、古代专业术语的几率较大，加之古汉语句法与现代汉语表述方式的差异，不仅无法读懂，还会很大程度影响阅读的流畅性，削弱学习传统文化的信心。为此，编写人员充分利用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国基本古籍库等语料库，精选书证，在准确解读书证内容的基础上，用简洁平实的现代汉语将书证意思转述出来。譬如词目“警迹人”，古文献的阐述是“官司以法拘检关防之”（见《元史》卷一百四“盗贼”），这句话直引不易理解，编写者改写为“由本地官府进行监管”。又如词目“城旦舂”，作为秦汉时期强制男犯人修筑城墙、女犯人舂米服劳役的一种刑法，常与其他刑法结合施用，如“髡钳城旦舂”。编写人员用现代汉语解释为：“可与其他刑法结合施用，如其中的‘髡钳城旦舂’就是犯人须剃发戴枷”。此外，在不影响阅读流畅性的前提下，可适度采用括注形式释义，此做法的优点是，保留一定古汉语词汇以凸显语境。如词目“漕运”在辛亥革命后因漕粮全征折色而废除，编写人员保留“折色”一词，在其后括注“将征实物折价改征银两”。又如词目“采办”，是合买的一种形式，编写人员保留“合买”一词，在其后括注“一种以购买为名的变相赋税”。需要说明的是，不直接引用书证，采用现代汉语转写和括注的形式，是为了帮助读者更高效准确地理解词目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不直引书证，对于那些“非必要”以外的，古文献中脍炙人口的，能带给广大读者美的心灵感受的，尤其是在中等教育课本及相关资料中出现的名篇佳句，纳入辞典应该且必要。譬如词目“大巴山”，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不仅是简单的地理概念，还因其相对中原而言，地处偏远，蜀道出入极为艰险，被用来作为羁旅巴蜀之人感叹路途遥远漫长，牵挂思念亲人的文化标志，相关代表作之一唐代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其名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类文献直引，对读者体悟词目所蕴含的名诗意境和文化含义有积极作用。

观照古今，凸显主流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人们学习传统文化的目的，并非只为答对一道试题，或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的精华，修身养德，树立文化自信。古代文化常识辞典编写的初衷，应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找到其与现代生活的脉流和融通，启发读者沟通古今，汲取前人的智慧，以助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做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良好的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基础。虽然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与古代汉语存在一定差别，但二者实则一脉相承。70%的现代汉语词汇来自古代汉语。而我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不乏古代汉语词汇运用的经典范例可资借鉴，这些例证有助于读者了解汉语历史发展的延续性，认识到古代汉语并不难于亲近，并非横亘在今天的人们与传统文化间的屏障，通过阅读和语感的培养，不仅能消除古今的隔阂与疏离，还能利用这些包含文化深意的字词更生动、准确地传达当今人们的思想感情。因此，对相关例证的收集与整合，应是古代文化常识类工具书编写的应有之义。如词目“瘟神”，古代指传播瘟疫的鬼神。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为贺余江县人民消灭血吸虫，作《七律二首·送瘟神》，将血吸虫病比喻为瘟神，就是该词古为今用的典范。类似的还有词目“愚公”，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也是对“愚公移山”典故的生动运用。以上古代词汇、典故的成功运用，正是建立在作者对古汉语和文化知识的深刻理解之上，非常适合吸纳入古代文化常识辞典。

2020年至2022年，教育部分别制定颁布了初级和高级中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文史课程的核心素养之一是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在这一点上，文化常识类词典具有明显优势。具体而言，就是在释义部分，挖掘词目所蕴含的爱国、爱家、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如词目“焦山”，既是以其碑刻文化、“江中浮玉”、寺观园林等为景观特色的文化风景名胜，也因其所处特殊地理位置，曾是历史上的江防要塞，焦山炮台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历史见证，后者为介绍“焦山”条目不应忽视的文化要素。又如词目“井陉关”，作为古代太行山进入华北的重要关隘，此处曾发生多起重大历史事件，如人们熟知的“背水一战”故事。此外，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中，有“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记述，记述了安史之乱中井陉关陷落，常山太守颜杲卿殊死抵抗，一家30余口舍生取义的悲壮一幕。一篇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书法杰作的问世，一段国难当头，凛然赴死的慷慨悲歌，都与井陉关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文化要素的加入，对家国情怀等主流价值观的树立，有着积极意义，这类词目在内容取舍间，不应被忽视，不能被省略。

此外，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的文化热点，也应是辞典收词重点关注的对象。山西等省文博热、古建之旅的蓬勃兴起，古代文物、建筑等学科专有名词成了人们感兴趣的焦点。传统建筑学中常见术语，如斗拱、瓦当、抱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是很多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契机或开始，这种文化需求，恰是文化常识类工具书的用武之地。《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辞典》在词目设计中便以《营造法式》等相关文献为依据，参考近现代建筑学领域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做了词目的收录和编写。

培养能写能编的辞书团队

高素质的辞书编写团队，对优秀品质的原创辞书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辞书编写团队是出版单位根据出版物内容，聘请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组成。编者大多来自大专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对自身研究领域有深刻的领悟和独到的见解，能保证编写质量。但这种编写团队组建方式常常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是编写者往往都有其本职工作，出版社选题设计确定后，在有限的筹备时间内，不一定能聘请到足够数量的，符合编写条件的人员。二是编写者来自非出版单位，甚至相当一部分参编者此前并未接触过辞书编写工作，对编写体例、辞典规范化编撰要求的熟悉都需要一定时间。而项目进行过程中，还有可能出现编写意见不一，磨合不到位等不可控因素。凡此种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书效率。

事实上，对于具有出版大型语文类工具书传统的出版社，特别是具有较充裕的辞书编辑人才资源的出版社来说，编辑团队就是一支编写辞书的生力军，对其予以能写能编的激励和赋能，是有充分依据的：

其一，现今从事辞书工作的编辑，大多具有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背景，大都参与过经典大型辞书的编辑实践，并积累了经验，有进行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可以承担起自写自编辞书的任务。应该看到，中国现代出版事业发轫之初，就不乏这样的先例，许多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出版人、编辑皆是巧手为人作嫁衣，妙笔撰写好文章的大家。其中，著作等身者大有人在。

其二，长期从事语文类工具书修订的编辑工作，使编辑具有快速查找、检索、整合文献材料，高效组织语言完成词条编写的能力。同时，一部辞书的编辑完成，需要长期多人合作，默契配合，这在客观上促使成员提升了迅速熟悉、掌握体例，精准控制篇幅，统一语言风格，注重相关词条间的相互照应等业务素养。很多辞书编辑出版过程中需要照应到的问题，甚至能在编写阶段就已照应到，不光大幅度提高了此类图书出版的效率，更历练出了一支有良好协作精神的团队。这是每一项大大小小的原创文化产品能顺利出炉的最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其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出版社转企改制之后，市场化的冲击打开并培养了这一代编辑人看向新时期文化市场的视野。为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出版社需要一支思想敏锐、目光独到、积极创作、及时运作，以为社会提供一批批新颖鲜活、充满正能量的原创文化产品为己任的编辑队伍。在精心维护社外作者的同时，大力培养社内能写能编的辞书团队，努力推出更多更好的原创产品，进而培育出学术型编辑，是历史悠久的出版社保持文脉长流、盛名不衰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