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商务的“知遇”

近日打开商务印书馆网站，读到多篇商务“建馆120年征文”专栏上的文章。这个专栏，专为知名学者以及资深编辑谈“与商务的缘分”而设，征文故事性强，且都饱含感情。带着看这些征文所受的感动，再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史春风著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　一书，就更让人感慨良多。

这本书所使用的“近代”概念，是指商务印书馆的成立时间1897年直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深得读者信任，究其原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师渠先生曾将其归结为三点：其一、现代出版家的胸怀：高瞻远瞩、兼容并蓄。出版家的胸怀，集中表现为远大的视野与敏锐的判断力。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主持下，一方面大力译介西学，先后编印了《汉译世界名著》、严复译的社会科学名著、林纾译的欧美小说等；同时，对中国古代典籍，也非常珍重。张元济主持影印的古籍，如　《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籍》　等，使宋、元善本以及精刻名抄，得以普遍流通。他晚年全力辑校出版的　《百衲本二十四史》，更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盛事。其二、敬业精神。它成功有道，不是靠粗制滥造，短期行为，而是靠源于使命感的高度敬业精神，借精品取胜。其三、与学者的精诚合作。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及鲍咸恩、鲍咸昌等人，都是工人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懂得借重学者，请张元济先生主持具体业务。商务印书馆与学界的关系非常密切。近代重要的学者，几乎都与商务发生联系。商务印书馆支持栽培了近代众多杰出的学者，而近代众多杰出的学者的支持造就了商务印书馆。

尤值一提的是，除了用支付高稿酬等经济手段之外，在长期的合作中，商务印书馆和当时的文化界人士逐渐建立起了一种超越商业之外的关系。许多当时的文化界名士在商务印书馆受到了超乎寻常的礼遇。与张元济私交甚深的蔡元培两次出国，商务印书馆都慷慨相助。曾经著文对商务印书馆提出严厉批评的罗家伦出国留学，最初由穆氏基金会提供奖学金，不料三年过后，经济来源中断，一度极为困窘，准备提前回国，张元济了解情况后，及时解囊资助。罗回国后，遇到国内局势混乱，张元济继续帮助他渡过难关。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即与商务建立起联系，被聘为商务的馆外名誉编辑，而在1932年，陈独秀沦为国民党的阶下囚，既不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又不是共产党书记的陈独秀向　《东方杂志》　投稿时，商务一如既往，将修改意见和稿酬一并寄到陈服刑的监狱。此后的《东方杂志》　经常刊出陈独秀的稿件。难怪陈独秀在监狱中，也一直坚持订阅　《东方杂志》。这是他个人研究所需，应该说也表达了他对这份杂志、这个出版机构的感情。

除了这些文化界名士之外，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商务也同样以礼相待。舒乙在一篇回忆录中，曾经记述过这样一件事：1926年夏———其时距老舍在　《小说月报》　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年，结束了英国五年教书生活的老舍归国时，因川资无着，不得不在新加坡中途下船，因为他知道商务印书馆在新加坡有分店，因此“一下船，他便直奔商务而去。进门先找经理，说自己就是那位写　《二马》　的作者，第一，想支点稿费；第二，想在新加坡找点事做。”在商务人的帮助下，老舍在新加坡找到了工作，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　《小坡的生日》　六万余字，其中四万字就是在新加坡写成，这部小说后来也由《小说月报》　发表。

这样的知遇使这些文人与商务印书馆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关系。这样一种已经超越了一般著书者与出版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正是商务赢得众多作者信任、源源不断拿到高质量书稿和文章的“秘密”所在。回顾这些商务与文化人交往的故事，恐怕今天的许多出版人，会觉得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