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现代出版的起点，商务印书馆在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社会转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2017年，创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周年华诞，记者近日从上海大学文学院了解到，由该院教授董丽敏带领的研究团队历时十年撰写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完成。该研究试图在跨学科的视野中，探讨商务印书馆这一重要出版机构如何成为一百多年来“现代”知识、文化生产的发动机。董丽敏表示，由晚清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所促发的知识与知识者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新媒介为中介而实现的。

董丽敏研究发现，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定场域，商务印书馆可以反观当时知识生产、出版媒介与文化转型之间错综复杂关系。文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生产和出版媒介的形态和特点，而文化转型向何处转、以何种姿态转、转型的效果如何等问题，又取决于知识生产和出版媒介在此过程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知识生产、出版媒介与文化转型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彼此博弈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王朝崩溃、官学衰败背景下，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发展起来的最大的民间出版机构，通过翻译、杂志、教科书、古籍这四大出版重点，实际承担着新文化探索和重建的重任。董丽敏认为，商务印书馆以先进的文化立场、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发达的传播网络，使其深刻地嵌入到转型知识分子的民间启蒙工作之中，推动以民族国家建构为目标的新文化走近更多的普通中国人，从而实实在在地参与了新型文化社会的建构，为中国走向“现代”贡献了其独特智慧。

董丽敏表示，在晚清以降的中国语境中，“现代”既意味着后发现代性国家对欧美列强的一种循序渐进、内容广泛的学习和模仿，也表明了一种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姿态。因此，在讨论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社会转型时，尽管“现代”只是一个看似与“传统”断裂的模糊方向，而通往这个方向的资源、道路和方法，以及它在不同时空流动中所建构起来的新内涵，需要在特定的历史实践基础上加以总结。商务印书馆逐渐摸索出的“编译”出版模式，可视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独特的反抗文化殖民主义的文化生产路径，这一路径为研究者提供了总结中国“现代”内涵的理论和实践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