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爱书如癖的范用，在晚年编了一本关于图书封面装帧设计的书，书名叫做《叶雨书衣》，“叶雨”是他的笔名，他自谦搞装帧设计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故取此名。这是他总结自己多年来对图书封面装帧也包括版式设计，即书籍的外衣如何构思创意，使其成为和书的内容、性质、时代背景完美结合的许多经验，收集了经他亲自设计制作，或在他的构思、创意和总体设计下，由各位美编，有时还请外面的专家分别绘制完成的七十多幅图书装帧作品，从中可以看出范用对装帧设计工作的一贯思想和风格，那就是简洁、清新、大方、韵味深远、有书卷气。
这是一本对图书装帧设计工作者具有示范意义的图书，我在国内还没有看到第二本这样的书。范用提倡多样化的风格，要量体裁衣，不能随意制作；特别强调装帧设计者一定要了解并熟悉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这样才能做好工作；不同性质的书籍要有不同的设计风格。
装帧设计家宁成春和张慈中都曾是范用的部下，宁成春说：“我的书装设计的基本风格和理念都是在范用的指导下形成的。”张慈中说：“范用爱书，也爱书的封面设计；爱交朋友，特别爱交文化界、艺术界的朋友；爱酒，爱音乐。他不是一般的爱书，他爱得很痴情。”“他是一个爱书、爱封面设计的痴情人。”
范用自己也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
范用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还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美编如不认真了解书的内容，就会把封面设计错了。那是上海老学者黄裳先生交给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银鱼集》，美编没有弄清该书的内容，望文生义，就把封面画成六七条活生生的鱼在游动，此事谁也没有发现，包括终审批准发稿的范用本人也疏忽了，结果出了洋相。因为“银鱼”不是真正的鱼，而是书蛀虫，又名蠹虫或蠹鱼，银灰色，形状像鱼，用来比喻啃书本的书呆子。书印出来后，发行出去了，黄裳先生收到样书一看，哈哈大笑，知道闹了笑话，就写信给出版社指出这个错误，大家才恍然大悟。这个教训当时在出版社印象深刻，我至今还记得。
所以范用说，封面设计，尽管对自己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其实并不轻松，得琢磨好几天，不看书稿，是设计不好封面的。
范用这本《叶雨书衣》自选集，是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的，因为没有做宣传，只印了8000册，很多人都没有看到。
范用自己选入书中的作品，是他一生设计的封面装帧的代表作，将会流传于世。
我和范用自1953年在人民出版社共事开始，至今已有57年，彼此都未离开过出版社的岗位，以后又一起主持过人民出版社的全面工作，我深知他的为人。他虽然只比我大一岁，但在出版工作上是我十分敬佩的老大哥。他1938年就参加国统区进步书店的工作，而我只是在上海刚解放的1949年经组织分配才踏进出版社的大门。
他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又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办事能力强，工作极有魄力。但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我发现他身上总脱不掉过去地下党时期形成的某些习性，如我行我素，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喜欢独断独行，不习惯集体领导等等，常被人认为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因为都得听他的。有人便戏称他“范老板”，他也毫不在意。他还有一种“傲上”性格，对有些他看不惯的领导人他会躲开，不理他们，他很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发展到不愿和上级机关打交道。
其实他个性耿直，待人真诚，酷爱出书、编杂志，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我和他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敬重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认真，所以在工作上我尽力支持他配合他，让他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别人的书稿选题要集体论证通过，他策划的选题书稿则由他一人拍板决定，我们都不去干预。
他淡泊名利，对各种评奖活动毫无兴趣，领导上几次要他申请韬奋出版奖，都被他拒绝。根据他对出版事业的贡献，他是最应获得这个出版界的最高奖项的，但他却把这个荣誉让给了别人。
范用对“文革”极为反感，“造反派”揪斗他时，他正气凛然，倔强到底，自始至终既不认错，也不揭发别人。“造反派”把他看做眼中钉，在社领导中，他挨打最多，受害最烈，但他毫不畏惧，从不屈服，被说成死硬顽固，十足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有个美编还在大字报上画了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里面坐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刘少奇，轿子上一个很大的“资”字，范用扛着一根哭丧棒，用毛巾擦着满脸汗水，气喘吁吁的在轿子后面紧紧跟着，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范用对这张漫画非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欣赏，后来还特地要这位美编照样画了一张，收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让大家观赏。
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喜欢结交朋友，特别是文人朋友，他认识许多和他志趣相投、观点一致的思想理论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和他们常有来往，有的还交往很深，如他和黄苗子、郁风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丁聪、沈峻夫妇，钱锺书、杨绛夫妇，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冯亦代、安娜（后来是黄宗英）夫妇，萧乾、文洁若夫妇等都是好朋友，他还和夏衍、聂绀弩、黄宗江、陈白尘、黄永玉、叶浅予、王元化、李一氓、黎澍、胡绳、王世襄、戈宝权、姜椿芳、李洪林等人交往不断，从他们身上吸取养料，提高和充实自己。他还保留着和他们来往的许多信件。近些年来，范用的这些好友相继谢世。知交不断凋零，使他深深陷入痛苦和孤寂之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痛定思痛，拨乱反正，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跃。作为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范用想尽办法，要把出版工作搞上去，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先后创办了《读书》杂志和《新华文摘》，《读书》一开始就提倡“读书无禁区”，独树一帜，范用说：“我办《读书》是继承三联书店的传统，用一本杂志来联系广大的读者。让一些人能在这里很自由地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交流思想。”《读书》现在已是一份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人文刊物了。《新华文摘》，则提倡广收各家之言，为理论创新开路，尽管那些年屡遭批评指责，但它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大型文摘刊物了。
在三联书店1986年独立前，即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上半期这六、七年间，为了挖掘国内外著名人物的旧著新作，范用亲自策划组织了数十种这类书稿，这也是一项抢救文化遗产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他还顶着风险出版别人不敢出版的所谓敏感书籍。巴金收有《探索集》《真话集》等五个集子的《》合订本，是他晚年最后的一批著作，十分珍贵。范用得知有人阻止刊发巴金的短文后，十分气愤，专程去找了巴金本人，答应巴老一字不改把它印出来，巴老当然十分高兴。
范用拿到巴老共有150篇文章29张照片的这本《随想录》书稿后，作了精心安排，亲自设计封面，装帧、版式、照片等搞得很精美，为了用最好的纸张，范用调用了原来印《毛选》的备用纸。巴老后来收到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书，大喜过望，写信给范用说：“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
巴老还专门给范用题词：“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这也正是范用一生的写照。故范用在汇编出版自己的一些怀旧和回忆文章时，书名就叫《泥土·脚印》。读他这些隽永清新的散文，真是韵味无穷，感人至深。
与此同时，范用还出版了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陈白尘的《向人世的告别》、以及胡风、聂绀弩、廖沫沙、柯灵、唐弢、曹聚仁等一批著名文人的杂文集，它们现在都成了极有价值的文献了。
范用就是这样一位出版大家，他一生对出版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人们佩服他、敬重他。他的高风亮节，他视书籍如生命、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敬业精神，永远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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