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写完《匿名》之后的大半年以来，王安忆再没有写过小说，她觉得再进行小说创作，“稍微有一点点挑剔。像以前一样，完全写一种日常状态，不能再满足自己了”。
从《长恨歌》到《天香》，王安忆对日常生活的琐碎、缝隙和褶皱都做了妥帖而细腻的呈现，让人在那些习以为常中重新发现奇迹和感动。但在她的新长篇《匿名》中，她做了一次“冒险”。
《匿名》于今年年中在《收获》第5期连载，即将于2016年1月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王安忆耗时两年零五个月的小说里，王安忆通过绑架、失忆等比较常见的手法，让主人公从现代文明的秩序中脱离出来，进入到一个相对蛮荒和原始的环境中去，并在一步步剥离和剔除身份上的附着物之后，把他放到养老院这个相对次级文明中去，重新进入人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重新地进化一次”。而且，自始至终读者也不会知道主要角色的姓名，他们有的只是外号或诨号。
尽管自称“严格写实主义者”的王安忆费尽心力使情节合理化，但显然这一次，《匿名》整体呈现的是一个与现实和日常保持了相当距离的故事，带有很强的抽象性和形而上。她暂时或部分放弃了熟悉和舒服的写作方式，所以“写得很挣扎，精神上消耗极大”，是“写得最用力的一次”，也因此多少对这种“冒险”多少有些忐忑。
带着这种忐忑，12月26日下午，王安忆接受了东方早报等多家媒体的采访，在近3个小时里，她坦率而真诚地讲述有关这部小说创作内外的各种思考，“这本小说是很需要诠释的，需要我自己站出来说话，但也觉得挺蠢的。”她觉得，当一个作家需要自己为作品做解读时，本身就是对文本的不自信。但反过来看，也可以看出王安忆对这部小说的期许，按她说的，“是巨大的野心”。
挣扎：要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又要合理
试图与现实拉开距离，这种写作其实王安忆不是第一次尝试，比如在长篇《纪实与虚构》和中篇《伤心太平洋》、《乌托邦诗篇》中，王安忆也有过类似的努力。但这些作品，在表层的抽象下，是结实的材料。
然而在《匿名》中，合理的表象下，却包含了极大的空隙，承载了王安忆以作家的身份进行的思辨。
“这次，我就想写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不一样的、形而上的故事。”但对“写实”的执着，对“合理”性的迷恋，让王安忆在这次的写作过程中充满了挣扎。
“消磨的功夫很大。不像写《天香》，里外都是一个现实的日常状态，对我来说是很顺的。而《匿名》我又要拉开，又要合理，所以这里挺挣扎的。”
担心：上部写得缓慢，怕读者失去耐心
《匿名》的框架非常简洁，单纯分为上下两部，没有章节名。上部中，王安忆考虑了种种方式，将主人公从城市文明中拔出来，最后还是选定了绑架。
“我想过用别的办法让他离开原有的生活，但对比下来，还是绑架好点。而且是绑错了人，所以才找不到回路，可以销声匿迹。”但王安忆仍然不是很满意，感觉这个过程距离主人公到达她所期望的环境有些延宕，不够有效率。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王安忆看来，源自她是一个严格的写实主义者，必须要使种种情节的设计符合逻辑，具有严丝合缝的合理性。这给她带来了很多必须要处理的枝蔓，比如主人公失踪后上海家人的寻找，比如在一个山野的环境中如何生存下来。
“我是比较笨的，不是特别聪明的写作者，聪明人可能会用一个很关键的情节就把所有问题一步就处理掉。可我还是需要一步步来处理，所以上半部更像是在处理各种各样关系。到下半部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写得就更自由了。”所以在《收获》连载时，王安忆对读者在看过上半部后，就放弃了承担她主要写作意图的下半部，多少是有些担心的，“所以无论读完后觉得好与坏，如果有人能够把它读完，我就很满足了。”
尽管按王安忆的说法，上半部的功能主要是解决问题，但其实在缓慢和延宕中，小说却“意外地”生发出了很多迷人的细节。当早报记者挑出主人公在绑架途中下车小便时，发现星空，并由此产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沉思时，以及不止一次对于“名与实”问题的探讨，王安忆感到很高兴。正是这些细微的铺陈，使得宏大的命题得以娓娓展开。
兴奋：那些看似“残缺”的人更符合我的美学
在主人公切断与文明社会的联系后，王安忆先是让他在一个野境中失去记忆，擦除“文明的痕迹和禁忌”，然后进入到一个相对低层的文明——养老院里，重新接触人间。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认为，这是一个重启的过程，重新进化了一次。在养老院，实际上在此前也是，与主人公发生新联系的人物多少都有些身体上的“缺失”，或者处于现代社会的边缘人。
“（主人公）一旦失忆，就会立刻被我们的社会分配到边缘地带中去，所以自然而然和他为伍的人，就可能也应该是这些人。”但更主要的是，在王安忆看来，这些所谓的“哑子”、“白化病”，不过是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命名，实际上以盘山公路为界限，划开的另一世界里，他们就是以这种姿态存在，“你很难说他们是残障。写到这些人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他们很具体，更符合我的美学。”
但正是这些具体的人，他们都没有父母给起的名字。没有名字，就没有身份，一旦进入到外部的世界、主流社会，就会失去合法性。“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文明里面，有很多匿名的东西，因为叫不出名字，所以我们就当它是不存在的。”王安忆试图通过对这些匿名者的描绘，呈现一个丰富的、混杂的、甚至是生机勃勃的世界。
正如她在小说中所说，“这些在普遍性之外的特殊性，将提供什么样的标本呢？遗传病、基因突变、染色体片段缺失，是从相对面佐证普遍性，或者预示着某种更高级生物的诞生。”显然，面对这些具有别样姿态的生命个体，王安忆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温情和诚恳。
野心：我很想写的是一种文明的再生
《匿名》在《收获》连载时，评论家就感到了王安忆这次的变化之大。除了风格和写作方式，对于作品想要言说的思辨性问题，是在阅读时无法忽略的。但是对于这些问题具体应该如何表述阐发，显然留有巨大的空间。
如果把其理解为所谓的“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显然并不是王安忆期待的理解。
“太复杂了。如果从形而上来讲，我很想写一种文明的再生，文明的循环和周期状态。如果从具体来说，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对我来说有一种存在的美学。”作者本人当然对于作品有其清晰的把握，但付诸语言，总是有些困难的，王安忆也是。
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是一个写作者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的自觉和焦虑。毫无疑问的是，王安忆显然希望《匿名》可以承载更丰饶更厚实的东西。她说，“这次我的这个小说，确实有一个野心。”
所以写完《匿名》之后的大半年以来，王安忆再没有写过小说，她觉得再进行小说创作，“稍微有一点点挑剔。像以前一样，完全写一种日常状态，不能再满足自己了”。
探索：我是书斋里的作者，必须训练思想的锐度
从《长恨歌》、《流水三十章》，到《米尼》、《富萍》，再到《桃之夭夭》，王安忆的小说虽然在题材上山重水复，但“上海”、“普通人”、“市井”等是始终萦绕其创作的关键资源。这和她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有比较大的关联。
不像莫言、阎连科，生活经历给他们提供了丰厚的素材，也不像张炜、严歌苓会花费大功夫去做类似于田野调查似的资源收集，王安忆相对处于一种平稳、缓慢甚至有些寡淡的节奏中，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她是一个“书斋里的作者”。
“我听阎连科和莫言讲起他们的故事，我都羡慕死了，让给我百分之一我都会觉得很富裕。”
这一方面让她对于资源非常珍惜和节省，近乎吝啬般。一次括苍山之旅，先是生发出散文《括苍山，楠溪江》和短篇小说《林窟》，现在又将散文和短篇无法尽言的空隙填满，再以之为根抽出丰饶的枝叶，于是有了承载《匿名》情节的主要现场。
在另一方面，缺少“传奇”性的经验，只能在里弄的烟火中操控细碎的日常，迫使王安忆必须要往深里、往内里走。“经验少，材料少，就要靠理性来补充，有的时候真的需要训练自己思想的锐度。”王安忆对自己清醒而有些苛刻地分析道。
这种在思想锐度上的训练，在此前的作品中多少展露些端倪，但显然《匿名》是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但在动笔之前，王安忆就已经担心这样的展示是否会让作品陷入“难看”的境地。但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对她说，不要怕写难看的东西，“你看托马斯·曼的《魔山》，就能写那么叫人看不下去的东西。你就应该有勇气写这种‘难看’的东西。”这番话，在王安忆看来，对《匿名》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
这并不是说不重视读者的感受，相反，王安忆在访谈中一直强调作家不应该苛责读者，“所有的错误都是作者犯的，如果读者觉得读起来有困难，那都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最佳的表象——承担这些思辨的表象。”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