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中生有”说编辑——从策划“黄仁宇的新书”谈起

“无中生有”的“黄仁宇新书”

2011年的一次聚会上，我的朋友李黎明对我说：“你让《黄仁宇全集》一下子不全了！”我笑了笑。当时我们谈论的是我策划编辑的一本书：《现代中国的历程》——可以说这是一本“无中生有”由编辑做出来的书。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黄仁宇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中文阅读世界的“黄仁宇旋风”由此开启。十多年后，三联书店陆续出版黄仁宇作品，形成“黄仁宇作品系列”。2005年，黄仁宇早年的战地通讯集《缅北之战》被挖掘出来由新星出版社再版。2006年，我策划编辑新版《万历十五年》（即“增订纪念本”），为黄仁宇作品的持续畅销添了一把火。次年，九州出版社推出《黄仁宇全集》（其实缺小说《长沙白茉莉》）。2009年，《长沙白茉莉》由九州出版社推出简体字单行本。至此，黄仁宇的东西似乎可以说是“出完了”。但是，我知道事实不是如此简单。我曾在一篇编辑手记中说：

《万历十五年》两个新版①陆续上市并获得成功之后，我开始考虑黄仁宇《全集》集外文字的辑录与出版。当我跟黄培乐先生（即黄仁宇先生之子）谈了这个想法时，他很支持，但对其中的版权问题表示疑虑。我搜集、整理黄仁宇散见于港澳台及美国、德国等地报刊杂志的文字，并向律师咨询相关法律问题，对黄培乐先生释疑。往来邮件不断，又是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2010年2月才签订《现代中国的历程》出版合同。

《现代中国的历程》收录黄仁宇在美国、德国以及港台地区发表而未收入大陆《黄仁宇全集》的论文、随笔、书评等十四篇文字。这本书显然引起了九州社的关注。2012年，该社推出《黄仁宇全集》第二版，据网页内容介绍文字，该版“将初版时黄仁宇先生的一些散失于全集之外的零星著述，进行了收集整理，增补了《长沙白茉莉》一书及初版未曾收入的十四篇文章②，并对文字进行了重排重校”。到了2015年，第二版“全集”又不全了：我整合黄仁宇一系列以中国历史与发展为主题的演讲文字，编成《我相信中国的前途》一书出版；其中《资本主义与负债经营》《四个共识：对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建议》《我相信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不再是个谜》四篇文字是第二版“全集”所没有的。

跟《现代中国的历程》一样，《我相信中国的前途》也算是一本“无中生有”的“黄仁宇新书”——这个效果，也许正如我在拟定《现代中国的历程》推广文案时所说：（《历程》）推广语也是几经思考后拟定，“黄仁宇作品最新结集”——明白直接，对黄仁宇有点印象的人也许会有如下感觉：“黄仁宇的书不是出完了吗？怎么还有新的？”“黄仁宇的新书？得看一看！”这种心理上自然产生的疑问及期待，将是推动销售的最好原动力。注意，我没说“黄仁宇的新书”，而是如实阐述“黄仁宇作品的最新结集”，并在出版说明里予以详细交代。

从出版与阅读的习惯来讲，所谓“新书”，有两义：由作者新近撰写的书，或新近出版的书。虽然我力求准确，从第二义的角度来拟文案，但读者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作者“新写”的书（当然，这确实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作品，只不过是由编辑“无中生有”地策划而成）。例如，豆瓣读者“蹀躞1990”的评论就说《我相信中国的前途》是“黄仁宇先生的新书”：

当初去书店的时候看到了黄仁宇先生的新书，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付款把它买下来了。买回来之后花了一段时间把它读完了。……这本书给了我不少惊喜。

这两本“无中生有”的“黄仁宇新书”，应该说得到了读者的认可。截至目前，《现代中国的历程》12印，85000册；《我相信中国的前途》，算上最新的加印，是5印，58000册。同时，这两本书也获得媒体的关注，入选一些好书榜单。

何谓“无中生有”的策划

当我思考编辑策划的本质时，顿悟“无中生有”的重要价值：整合信息，找到好的创意，打造出一册“原本不存在的”好书。后来翻到日本出版家见城彻所著《编辑这种病》，发现他如此定义“编辑”：

所谓编辑原本就是“从无到有，将人类抽象的思想与意识，制作成商品（书籍）借此赚取利润”的工作。魔术师变魔术尚有机关暗门可循，而编辑就好比没有道具的魔术师，要将人的思想与意识制作成商品，如同流云过眼难以捉摸。

很多人都问我如何设计成功的企划案，但其实我也没有确切答案。但我至少可以说，编辑这行不像制造业，只要有原料，把原料加工制成产品就好，编辑把人的精神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制成商品贩卖，是个诡异的行业。

见城彻被誉为日本的“畅销书之神”，曾有十四年打造出十四本百万册畅销书的傲人经历，这个奇迹与他这种“无中生有”的策划能力密切相关。他说：“我的重要意义就是激发作家的写作潜能，构思书籍的内容，推出成功作品。”放眼出版界，像见城彻那样豁出性命与作家交往，可以说是罕有能做到的，但像他那样凭借独特的创意、“无中生有”地策划出好书，却是屡见不鲜的。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出版营销专家井狩春男提到的案例：他大学时代的法文教授、语言学家丸山圭三郎，很喜欢唱卡拉OK，而且每次喝醉的时候，就紧抓麦克风，不尽兴便不放手，唱完了还要去路边摊吃碗拉面，常常把陪他的编辑弄得人仰马翻。突然有一天，丸山出了一本“销路奇佳”、“震撼出版界”的书：《人为什么唱歌》。可惜的是，这本书的编辑不是一年到头陪他唱歌的那位：

对一般读者来说，专门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的大学者丸山圭三郎，可说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但他以卡拉OK为题的书，一下子就拉近和读者的距离。这本书不单是让丸山教授以往的读者耳目一新，更让一年到头跟他一起唱歌的编辑懊悔不已——丸山教授居然用卡拉OK为题编成一本书！

懊悔也没有办法，谁叫自己没有想到这个创意呢？只能说，那位提议丸山教授写这本书的编辑“无中生有”的策划能力实在不一般。

对我们来说，“无中生有”策划出超级畅销书，确实很难，但“无中生有”策划出常销书、乃至比较畅销的书，应该说是不难做到的。这样“无中生有”而策划成功的例子有很多。略举几例：在大家都以为黄仁宇作品已经“出完了”的时候，我貌似是“凭空”做出了两本“黄仁宇新书”，走势都不错。2005年，我的前同事宋志军从《启功丛稿·艺论卷》里抽出一篇文章，即《破除迷信——和学习书法的青年朋友谈心》，做出《启功给你讲书法》，十年来，印了22次，达20万册。2009年开始，我策划编辑的“跟大师学国学”陆续出版，成为销售稳定的常销书系，一再重印；其中有多种是“无中生有”编出来的，如梁启超《读书指南》、朱自清《文艺常谈》、太虚《佛学常识》等。

“无中生有”的策划应注意哪些问题

编辑“无中生有”做策划，并非真的是凭空捏造。就我所见，编辑在策划中要做好“无中生有”，需要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整合信息，奠定“无中生有”策划的基础。

策划不是无源之水，它需要灵感，而灵感依赖于信息的整合。《人为什么唱歌》的编辑抓住了大学者丸山圭三郎与卡拉OK这种大众爱好的连接点，而陪丸山唱歌喝酒的编辑却没有进行信息整合，徒然失去了这个机会。宋志军从与媒体朋友的聊天中，得知启功那篇写给青年朋友的文章，立刻转化为有效的策划：《启功给你讲书法》③。我自策划新版《万历十五年》时起，十分关注黄仁宇作品的出版现状，多方查找大陆《黄仁宇全集》之外的文字，并在黄培乐的支持下，选编出两本所谓的“黄仁宇新书”。日益发展壮大的网络资源，为我搜寻民国作者及其作品带来极大的便利；在此基础上，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寻，陆续确定“跟大师学国学”书目，其中不乏新编出来的品种。有意思的是，“跟大师学国学”中新编品种往往被别社或书商照搬，估计是他们的编辑囿于“公版书”的概念，完全忽视了我们的创意与策划所蕴含的价值与权益。

第二，发现价值，这是“无中生有”策划的出发点。

做出一本好书，是很多编辑的心愿；而每本好书都应有它独特的价值所在，“无中生有”策划出来的书也不例外。作为编辑，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现这种价值，提炼出这种价值，使之契合读者的需求。《现代中国的历程》，截至当时，搜集整理了《黄仁宇全集》之外的十四篇文字，这对黄仁宇读者群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我相信中国的前途》，收录黄仁宇的一系列演讲文字，突出其为“黄仁宇晚年思考结晶”的价值。《启功给你讲书法》和《读书指南》等，可以满足青年读者学习书法和文化的需求。

第三，聚焦主题，起个好书名，为“无中生有”的策划助力。

当我们“无中生有”策划一个选题时，一般都会关注其主题：这本书讲什么？以什么为中心？这种关注会在书名上体现出来：书名往往反映编辑对选题主题思考的深度。策划圈有所谓“好的书名，等于成功的一半”的说法，书名在策划中的重要地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启功给你讲书法》如果以原先篇名做书名，其市场前景恐怕会以暗淡收场。编辑结合作者名气与读者需求，拟定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书名，从而让这本书的主题一下子凸显出来。我在做《现代中国的历程》和《我相信中国的前途》时，都曾花费很长时间去思考如何拟定恰当的书名。我曾在编辑手记里提到前者的命名：

黄仁宇集外文字，我拟名为“现代中国的历程”，既是揭示黄仁宇研究中国历史意在观察现代中国何由诞生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也是暗合时下社会关注中国该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潮流。这个书名与我对黄仁宇著作的理解有关（我在《万历十五年》新版推广策划案中就说：“他给公众讲述明朝的故事，无非也是要退后五百年，看清现代中国之来路。”）……曾有同事建议用书中某篇文章题目做书名，比如《中国社会的特质》，或者围绕写蒋介石的三篇文字来取名（以合刻下蒋介石出版热）。但仔细思来，都不如原拟名切题、大气，并给人以贴近现实感。黄培乐来信对这个书名很肯定，而此书问世之后，也获得了很多读者的认可。

我在《我相信中国的前途》的出版说明里这样说：

他倡导“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呼吁后来者对历史抱有同情之理解，各方尽量减少意识形态或道德上的争执，而要达成面向未来的共识。在这一意义上，他虽经动荡，但仍对一百多年前以来的中国历史持有积极的观感，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审慎的乐观。这也正是我们命名本书的原因。

“我相信中国的前途”这个书名，其实来自书中同名演讲，而这个演讲原先的名字是“中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根据演讲内容，提炼出“我相信中国的前途”这个篇名，并进而作为书名，以概括这本反映“黄仁宇晚年思考结晶”的书。本书中所收两个分册《近代中国的出路》和《新时代的历史观》，其篇名都不足以凸显本书的主题，予人以新鲜感。

“跟大师学国学”中许多书，我也依据聚焦主题的方法予以重拟书名。如梁启超《读书指南》，系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之合集，就是根据合集内容及青年读者阅读习惯而改定今名。这本小书上市后，已经11印，印数为43000册，成为整套书系中较抢眼的一种，而且居然遭到四家出版社几乎原样翻印。

第四，把关质量，为“无中生有”的策划提升品质。

这个方面是题中应有之义。读者买到有质量问题的书，会忍不住要扔掉。作为编辑，要为图书的质量把关，从文字到装帧、印制等诸多方面都要用心。民国公版书多年以来都是出版界的热点，可以说是“出版红海”，丛书出了一套又一套，但往往都很快销声匿迹，而“跟大师学国学”经过数年沉淀，成为稳定重印的常销书系，目前仍有新品种加入。“跟大师学国学”能够活下来，除了跟中华品牌影响力有关外，还和书系本身的编校质量密不可分。我当初策划此套书系时，特别强调以民国版本为底本，坚持“改错不改异”的编校原则，尽量为读者提供较为完善的作品。

《我相信中国的前途》的主体是演讲合集，很容易发生口误或误记的情形。例如，本书页45-46说：“此三十年内一般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值人民币六千亿元。因此我们估计中共在同时期内存积的资本达美金两千亿绝不为过。”此处的“两千亿”，在繁体版《近代中国的出路》（后收入《大历史不会萎缩》，有简体字版）中原为“两亿”。我查上世纪中期，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在2.75到1.6之间，黄仁宇又曾在其书中提到此汇率按3估计，则此处六千亿人民币换算为美元应为“两千亿”。另见本书页136说此数字换算为美元“应值US＄200-300 billion”，即2000亿到3000亿美元。我据此改为“两千亿”。

同书页55提到：“1987年北京出了一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是他们的官方刊物，内中提到抗战时中国共死伤二千一百万人以上，内中中共的军队死伤六十余万，他们控制的地区又死伤人民六百余万。”此处原文是：“1988年北京出了一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是他们的官方刊物，内中提到抗战时中国共死伤二千一百万人，内中中共的军队死伤六十万，他们控制的地区又死伤人民六百万。”这里存在引用不严谨的问题，我按《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实际上是1987年出版）的数字予以更正。

这两个例子，不要说读者难以发现讹误，就是编辑往往也难以看出问题所在。我相信，类似的质量把关，会提升“无中生有”策划出来的好书的品质，赢得读者的信任。

创意让“无中生有”的策划成为可能，这样的策划决不能粗制滥造。我曾见过有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史纲》，居然是拼接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三位史学家的文字而成，编校质量又差，难怪遭到豆瓣读者吐槽。这是需要引以为戒的。

当我的朋友说我让《黄仁宇全集》不全的时候，我笑了，当然是对自己的“无中生有”有一丝丝得意。感谢我的同事王贵彬先生，是他激发我将这种模糊的感觉表达出来，进一步思考“无中生有”在编辑策划中的价值——如此说来，这篇小文恰也是编辑“无中生有”的小例证呢！

①新版《万历十五年》有三个本子：增订纪念本于2006年8月上市，至今23印27万册；增订本2007年1月上市，至今29印72万册；另有经典版于2014年8月上市，目前4印46000册。

②我没有看到第二版《黄仁宇全集》；据我推测，所谓“初版未曾收入的十四篇文章”，应该就是《现代中国的历程》所收的十四篇文字。《历程》的十四篇文章中，有两篇（即《中国社会的特质》和《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原为英文论文，由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学者陈时龙翻译。九州社的编辑曾来电请求使用陈的译文。2011年8月30日，我代表时龙兄签了“译文使用授权书”，同意九州出版社《黄仁宇全集》收入其所译两文，稿酬直接支付给译者本人。

③这本小书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犹记最初有次编辑部拟加印，发行部有同事信心不足，认为不可加印或可少量加印，编辑根据开卷零售监测数据等信息，判断此书销量已经上来，且可常销，便下定决心开了8000册的重印单，结果这次重印很快就发完了，从此一再重印。十年过去，我认为此书似可做“增订本”，将《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其他谈书法的篇章一并收入，包括《论书随笔》《论书劄记》《书法入门二讲》等，这样内容会更丰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