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未尽 满纸余香

从2012年开始参与编辑《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全20卷），到2015年《外文笔记》（全49卷）出版，这么多年里，每次看到如山一般堆叠的纸样，我都会想象，钱锺书先生每天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打开那些书页，写下这些笔记。

杨绛先生说：“钱锺书年轻时曾对我说过一句心里话，他说：‘我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杨先生说：“钱锺书是研究外国文学的。晚年的钱锺书先生“多病意懒”，阻止了杨绛先生为他补缀破损的读书笔记，留下“有些都没用了”的一声叹息。然而，钱先生依旧不间断地读着书、记着笔记，即使在病床上，在颠沛流离中，日复一日、孜孜矻矻地积聚着知识。杨绛先生回忆：“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断读给我听。”感谢杨绛先生点点滴滴的记述，让我们至少可以走近、感受那个著作等身、博览群书之外的真实的钱锺书。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后，学者评论说，钱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巨人”，这些读书笔记是个真正的人间奇迹。这个奇迹当然是属于缔造者钱锺书的。但是数十年间，钱杨夫妇经历的战乱、离别、动荡又有多少？只说1966年以后，钱锺书、杨绛夫妇的生活波折起伏，搬家、去干校，一家人被迫分离，几十袋的读书笔记在“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中，却大部分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杨绛先生居功至伟。

然而，1966～1972年的6年间，钱锺书先生毕竟不能再“肆意读书”，无法随意添补他的笔记了。6年被迫与书分离的痛苦，不是钱先生般爱书如命的人难以感同身受，但是重新回到书桌的欢喜，却可以通过《外文笔记》真切地感受出来。《外文笔记》编到最后一部分，是钱锺书先生几十年阅读学术期刊的记录，整部书的编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在打开笔记原稿第198本的一刹那，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这一本就是钱锺书先生在社会科学院的蜗居里，在几年的空白之后重新开始摘抄外国期刊的笔记。他使用的是普通的硬皮本，与之前一样的蓝色钢笔和圆珠笔，然而纸墨间却分明散发着一种神采，让它看起来与之前的笔记竟是那样的不同。是怎样一种情绪，让普通的纸墨因它而精彩皆变、光彩焕发？久远的岁月，依然掩藏不住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一分意气风发和满怀欣喜。虽然40多年的时光已经过去，它们却留住了钱锺书先生重新铺开书本的那个瞬间。1972年，钱锺书和杨绛先生终于从干校返回北京，却只能暂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艰苦和简陋可想而知。他们就在这一间陋室中放下两张书桌，然后，开始相对读书。钱先生写着他的读书笔记，杨先生翻译《堂吉诃德》。钱锺书先生的心中一定是快乐的。这里有了三尺容膝之地，有心意相通的伴侣，还有，书。

1998年，钱先生逝世。孤独而坚强杨绛先生选择了一个最妥贴的方式，为世人留下钱锺书的读书笔记。她说：“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手稿集〉序》）爱女和老伴儿相继去世，80多岁的杨绛先生留了下来，在已经视如逆旅的家中，独自“打扫战场”。她亲手把几十袋、大小形制不一、历经了数十年发黄变脆的钱锺书读书笔记手稿一页一页整理出来，已经撕裂成条状的重新粘好，然后归类、排序、清点，每隔10张贴上一个小小的标签，标好数字。没有杨绛先生这些孤灯独坐的日子，我们也许永远也看不到70余册手稿集的全部面世。今天重新翻动这些书页，我们依然能够感到5万多页笔记里流淌着的他们数十年相伴读书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