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背后——再论《茶馆》

五、六十年代的话剧作品如今绝大部分已经不能再演、不堪再读，只有《茶馆》是个例外，1957年创作至今，经历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两班人马的五次排演，其间除了非正常年代的政治因素干扰，观众对《茶馆》的热情有增无减，它因此成为经典荒芜年代遗留下来的唯一奇迹。

当人们兴味盎然地品评《茶馆》作为艺术精品的淳厚时，知情者却不无侥幸地回忆起经典诞生过程中诸多因素的促成作用。老舍长子舒乙在《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中透露了一则史料：老舍创作《茶馆》之前曾写过一个剧本《秦氏三兄弟》。此剧以秦家三兄弟的人生轨迹串连起四个年代：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和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解放战争。阶级斗争、家国冲突、新旧对立，那个时代应该有的冲突意识它都具备，缺少的是鲜活扎实的生活内容，人物因此成为观念的象征体，看得出是“主题先行”的产物。第一幕中写茶馆的一场戏却是个例外。在这一场戏中，旧时代的生活横向展开，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作家用简炼的笔墨再现了清末戊戌年间各个阶层的存在状态。此剧交北京人艺决定是否排演时，“大家对第一幕第二场兴趣最大，最后，形成统一意见，干脆请老舍先生按第二场的路子重写一个以茶馆为中心的戏，可能效果更好。”这才有了后来的经典——《茶馆》。

老舍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中说道：“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如果知道，作者在《秦氏三兄弟》中正是通过直接演绎秦家长子秦伯仁的政治理想抱负来表达主题，就听得出此番话的感慨系之。此外，老舍并不善于营造贯穿全局的冲突，秦氏三兄弟经常处于各自为营的状态，有冲突也只限于思想观念的交锋，无法进入人物深层情感世界，在这一点上，老舍与曹禺显然是两类不同的写作者。因此，在人艺同仁的建议下，老舍很乐意扬长避短地照着《秦氏三兄弟》第一幕第二场的风格写出了三幕剧《茶馆》。舒乙称《秦氏三兄弟》为《前茶馆》，称后来写成的《茶馆》为《后茶馆》，说：“看《前茶馆》第一幕第二场老舍先生手稿的手迹，发现字迹潦草，完全是一副快笔疾书、文思澎湃、一气呵成的概势。”《后茶馆》的第一幕便在此基础上写成，老舍先生在改写的过程中未花多少功夫。第二幕和第三幕“从手稿的演革变化来看，同样是一气呵成，几乎是一挥而就。”显然，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题材与写法，老舍创作起《茶馆》举重若轻。这在于作家，本是顺理成章，但在那个年代，却殊非易事。

“一个冲突、两股势力、三个回合”是五、六十年代剧本创作的基本模式，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本来是利用人与人之间意志交锋的尖锐性以检验人类情感的深度。但到了五、六十年代话剧中，冲突模式被阶级斗争所利用，个体意志的交锋被置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统领下的新与旧、正与邪、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的简单对立，再经由机械三段思维的改造，形成话剧中僵化、板滞的结构模式。而这种形式在长期的使用中，逐渐具有了先于内容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内容在进入这个形式之后，它的面目就被形式悄悄改写，细致微妙的生活原色调被统一为红与黑的斩截对比，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为“结构内自动化效应”。它对五六十年代话剧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创作局面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