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茶馆》的现代特征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茶馆》都以其民族特色引起关注，但是这部剧作所表现出的现代特征也是不容忽视的。《茶馆》的现代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层面上的现代意识和形式技巧层面上的现代手法。就观念思想层面的现代特征而言，具体表现在作家主体精神的凸现、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上；就形式技巧层面的现代特色而言，《茶馆》具有史诗剧的形式特征，且恰当地运用了象征、荒诞，内心独白等现代表现技巧，而这也与老舍的世界性眼光有着密切的关系。《茶馆》能够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经典之作，固然与其民族特质有关，但也与其现代特征密不可分。

长期以来，《茶馆》一直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感染着海内外观众，其浓郁的地方色彩，鲜活的国民形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舞台演出令人陶醉不已，也为它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舞台艺术的奇迹”。然而，《茶馆》这部经典著作除了具有公认的民族特质以外，它还有为读者所不注意亦或忽视的现代特征。可以说，现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在《茶馆》中是水乳交融般地交织在一起。没有民族特色，《茶馆》不能走向世界；而没有现代特征，《茶馆》只不过是一堆毫无生气的历史陈迹，它将不能契合现代社会和今日观众的需要。因此，我们在研究《茶馆》时，对其现代特征的关注也是一个不可缺失的研究视角。

具体说来，《茶馆》的现代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层面上的现代意识和形式技巧层面上的现代手法。就观念思想层面的现代特征而言，又具体表现在作者主体精神的凸现，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上。

一、作家主体精神的凸现。《茶馆》创作本身体现着老舍强烈的主体精神。《茶馆》写成以后，有人建议在戏剧中增加一条“红线”以增强故事性，他反驳说：“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有全叫老套子捆住。”后来，周恩来总理看了《茶馆》，认为《茶馆》的三个时代选得不够典型，不能代表旧民主主义的历史特征，劝老舍改动一下，但老舍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修改。这些都反映出老舍主体精神的张扬，否则，《茶馆》早就面目全非了。而主体精神的张扬与作家具有独立人格，敢于坚持己见不屈从外力的现代意识是分不开的。

二、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老舍自己说《茶馆》的主题是“埋葬”三个时代，但谁埋葬？这是一个无主句，并没有说共产党来埋葬三个时代；又如何埋葬？它不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来埋葬，而是从文化思想角度来埋葬。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一直是老舍小说中倾力最多、关注始终的主题，自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始至未完成的绝唱《正红旗下》，我们都可看到老舍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老张的哲学》中所反映的老张的“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市侩哲学；《二马》中写了马则仁得过且过，“好歹活着吧”的混世哲学，以及中国人生下来就象个老人，缺乏血性和英气的“出窝佬”现象；《猫城记》中剖析了猫国人的自私、保守、贪婪、嫉妒、自相残杀的性格弱点；《四世同堂》中写了炮火落在家门口都要为自己祝寿的祁老人，以及因袭的文化重负对瑞宣的负面影响；《正红旗下》则对旗人文化所表现出的“文化过熟”现象作出了深刻的反思……樊骏在《认识老舍》的长文中说：“他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以至于整个人生的……老舍在作品中特别注意挖掘人物与生活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并且通过文化上的“自我批判”寻求民族新生、履行思想启蒙的职责。

众所周知，老舍是以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身份改行写作戏剧的，作为一种“前结构”，他的小说思维必然对他的戏剧创作产生影响，使得他的戏剧也延续着他小说一贯的独特的思考。实际上，他的代表作《茶馆》表现的仍是思想启蒙和文化反思的主题（《茶馆》发表以后，一些评论家多从社会政治角度入手指责《茶馆》，这实际上犯了严家炎在《中国小说流派史》中所指出的“跨元批评”的错误）。《茶馆》中的王利发待人接物，圆滑变通，谁也不得罪，明哲保身，见人就“多说好坏，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这种处处谨慎，讨好以换取生存可能的顺民哲学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结局，最终还是落得个上吊的下场。作者对王利发是既有同情，又有批判的。在刘麻子、二德子、唐铁嘴等反面人物身上作者更是写出了他们的劣根性，像人贩子刘麻子的心狠手辣、贪婪卑鄙，唐铁嘴的无耻、麻木，二德子的欺软怕硬、蛮横无知以及宋恩子、吴祥子的“有奶便是娘”等。老舍总是习惯用“文化”分割人，多数反面人物如刘麻子，唐铁嘴等并不一定是和反动政权直接挂钩的人，我们难以对他们作阶级划分，即使是那两个特务，老舍也不是只写他们的“政治”，而是刻划了这种人的灵魂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在《茶馆》中，作者还通过松二爷这个人物对旗人文化作出反思。松二爷是一个生命沉沦在“生活的艺术”中不能自拔的旗人，即使自己已经穷困潦倒了，仍要提着鸟笼、泡茶馆，追求生活的雅致和精巧，即他自己在剧中说的“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最终饿死后，连棺材都是常四爷给他化缘来的，其文化批判的力量让人触目惊心。而在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的背后所反映出的是作者理性思考的现代意识。

一定的思想内容需要寻找它切合的表现形式。周作人就曾说过：“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话剧亦如此，《茶馆》的现代特征除了表现为思想层面上的现代意识以外，还与老舍有意识地采用了一些现代表现技巧有关，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史诗剧的形式特征。从形式结构来说，《茶馆》无疑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世界剧坛兴起的由布莱希特倡导的史诗剧相近，尤其明显地表现在结构的叙述性上。《茶馆》在国外演出时，西方人士就认为：“《茶馆》一剧在形式上的异国情调要比内容上稍少一些，这是因为该剧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西方话剧，特别是叙事诗剧的讲述方式与贝尔托德•布莱希特的剧作十分相似。”在《茶馆》中它的叙述特点主要体现在大傻杨这个说书人身上，剧中通过他的出场来交代故事背景，串连起三个时代。大傻杨既是剧中人，又是叙述者，既介绍时代背景，又对世事进行评论，如“王掌柜，动脑筋，事事改良讲维新。（低声）讲维新，白费力，胳臂拧不过大腿去。”这就产生了类似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胡挈青在《〈茶馆〉载誉归来后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一文中也指出，《茶馆》“为史诗剧提供了一个典范。”

二、象征、荒诞、内心独白等现代技巧的运用。《茶馆》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话剧，其现实主义特色表现在：作者十分注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刻划，采用写实的手法和技巧，讲究人物塑造的生活化和性格化等，但在《茶馆》中也不乏象征、荒诞、内心独白等现代技巧的运用。

1、象征。所谓象征，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的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即以有形象征无形。象征在超越现实主义的某些现代派作品中经常被使用。《茶馆》中的象征既有总体象征，又有局部象征。总体象征即一个茶馆就是一个社会时代的缩影（茶馆不只是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所，而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正如老舍自己所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茶馆》中，作者通过茶馆的变迁来见证历史的变迁，通过茶馆的命运变化来象征时代和社会的命运变化，《茶馆》最后的倒闭也象征着动荡时代和黑暗社会的结束与被埋葬。除了弥漫在剧中的总体象征意味以外，《茶馆》中还有许多局部象征，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幕的结尾，茶客甲说的话（正与乙下象棋）：“将，你完了！”这句话就有象征意味，王朝闻在《你怎么绕着脖子骂我呢》一文中，就认为它有三关性：“第一是指它直接表现棋势的定局；第二是指它暗示受害者的命运；第三是指它象征腐朽的清王朝。”其他的如文章最后三个老人洒纸钱自祭以及康大力上西山等都有象征和暗示意义。

2、荒诞。《茶馆》具有老舍一贯的幽默喜剧的色彩，但从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到一种荒诞感。这种荒诞感首先体现在情节动作的离奇荒诞上。通读《茶馆》就会发现，《茶馆》的每一幕戏都有一个荒诞的故事，例如第一幕中的“太监娶媳妇”，第二幕中的“两个兵丁合娶一个老婆”，第三幕中的“三个老人洒纸钱自祭”等，舞台上人物一举一动看起来都荒唐离奇，不可理喻。实则这种荒诞的情节故事正是那个荒唐时代和畸形社会的反映，同时，这种荒诞的情节故事的插入也使作品“平中见奇”，增强作品的生动性和“戏”味（我国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就有戏“非奇不传”的说法）。其次，《茶馆》的荒诞感还体现在作品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的融合上，使作品中的幽默并不纯粹而带有黑色幽默的苦味和悲感。例如第一幕中，当康顺子抬头“见见总管”时，她猛可间见到的是一张男不男女不女近似怪物般的脸，她只说一声：“我……”，便晕了过去。这时庞太监竟然说：“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庞太监在此时此境下说出这样的话实在令人搞笑不已，但同时我们又产生一种悲感：对康顺子悲剧命运的同情和对庞太监草菅人命的愤懑，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诞感。再例如第三幕中唐铁嘴说的话：“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唐铁嘴的话无疑是令人发笑的，但在笑的背后我们又有一些苦味，因为从他的话里我们读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我们的国民却对此麻木、无耻，这不令人悲哀吗？表层的轻松掩饰不住作者内在焦虑的沉重，从人物那幽默的言行中我们能咂摸出令人心酸的悲剧况味。

3、内心独白。尼柯尔在《西欧戏剧理论》中梳理了这样一条戏剧发展线索，即从古希腊戏剧到近代戏剧是一种“从较少的内在成分到更多的内在成分的转化，从诗到气氛，性格愈来愈深化、愈来愈深刻的心理剖析，表面上的伟大让位于内在的伟大。”通读《茶馆》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在一二幕中，作者主要运用白描的手法，即通过语言、动作来勾勒剧中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这是一种近乎传统小说和戏剧的技巧，人物对话简洁，明快，更加生活化。但到了第三幕写三个老人洒纸钱自祭时，作者则较多地采用内心独白的手法，人物对话明显的加长。此时，作者不是通过外在的勾勒来刻划人物，而主要“向内转”，用内心独白这一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技巧来塑造人物形象，即让三个老人在最后抒发对人生和命运的感慨，写了三个老人掏心窝子谈人生最后的感悟。例如王利发的话：“……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栓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不容易，日本人走啦，该息一口气了吧？谁知道，（惨笑）哈哈，哈哈，哈哈。”且三个老人之间的对话有些并不是前言搭后语的，而是自顾自地诉说，中间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明显的敞开性，让我们感觉到剧中人物是在和观众面对面地交流。

以上我们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分析了《茶馆》中的现代特征，为的是告诉我们：《茶馆》是民族化的，但也是现代化的，是现代化方向上的民族化。不能狭隘地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能走向世界”，这种说法缺乏民族的自觉意识和开放意识（有人说这句话是鲁迅说的，但翻遍《鲁迅全集》也找不到此话的出处。实际上这是一种以讹传讹的错误说法。），《茶馆》能走向世界与其民族特色有关，也与其现代特色相连。而《茶馆》能具备现代特征与老舍的世界眼光有关，老舍27岁出国，出国之前受到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核心思想的五四精神的影响，出国之后，读了许多外国小说和戏剧，受到过康拉德、狄更斯，但丁等作家的影响，学习了西方一些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技巧，并因此走上文学道路。后来，在1946年5月到1949年10月他又应邀去美国讲学，这期间老舍又看了不少戏，结交了不少戏剧界的朋友（这其中就有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所有这一切都养成了他的世界眼光，使其作品在注重民族化的同时，能“以现代社会的态度，采用世界文艺的高明手段，创造性地实现了传统诗学文化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