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广校《史记》众版本

历时8年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10月出版。

修订工作开始后，我们覆校了原点校本与底本金陵书局本，摸清了原点校本与底本的关系，查明了原点校本以方圆括号出校以及迳改的情况，为修订本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本。

之后，我们逐条梳理了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张文虎《札记》是金陵本的校勘记，约9000条，通过梳理，我们基本弄清了金陵本的版本形成过程，同时也对原点校本的校改有了独立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系统参考了张照《殿本史记考证》、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等相关资料，这为修订本校勘记的撰写打下了基础。

此外，我们还梳理了《史记》的版本系统，确定的5个通校本是：北宋景祐监本、南宋绍兴本、南宋黄善夫本、明汲古阁《索隐》单刻本、清武英殿本。5个参校本是：南宋耿秉本、元代彭寅翁本、明代柯维熊本、明代凌稚隆本、日本泷川资言《会注考证》本。通校本中有现藏台湾、被誉为“世间乙部第一善本”的北宋景祐监本，有现藏日本的存世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黄善夫本，有现存最早的《史记集解》残本杏雨本的南宋覆刻本——南宋绍兴本。我们还尽可能地搜求到日本、法国所藏六朝钞本、唐钞本、敦煌写本10余种。

确定校本以后，我们在修订组内部分工，每人至少负责一个版本，与金陵本通校，然后记录异文或将重要异文过录到工作本上，并撰写了少量校勘记。在实际操作中，通校本、参校本基本上都做到了通校。对底本通校了3遍。有的版本如景祐本、《索隐》本各校了两遍。有的组员校勘了不止一个版本。原先设想，各个版本都要校对两遍，但因工作量太大，这一设想未能完全实现。

除版本对校之外，我们还充分利用本校、他校等手段。《史记》全书内容前后有互见，“三家注”引用资料往往有重叠，同一解说也常常前后重出，因此本校有时能解决版本校勘无法发现和解决的问题。如，《淮南衡山列传》《正义》引《括地志》有两处标注“阙文”，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运用60余种版本进行校勘，也未能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然而本书《秦始皇本纪》《正义》对这两条《括地志》均有引用，恰恰可以补足《淮南衡山列传》之“阙文”。此次修订将《史记》与《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汉书》等书相关的资料作了较为系统地比对，对“三家注”引书也作了较为全面地核对，发现了不少版本校勘没有发现的问题。如，将《史记》和《汉书》对校就发现了许多问题。又如，《管晏列传》《正义》引《管子》中9句话，每句各脱一字，文中或缺动词，或缺宾语，难以理解。《天官书》“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正义》引《淮南子》之文脱误竟多达20余字，几乎难以卒读。其他相关典籍、旧注引文、类书、出土文献等资料也在我们参校之列。

版本校勘工作结束以后，根据各本异文逐一考订，判定校勘价值，作出是否出校，以何种方式出校，是否改字等决定，将初步校勘成果汇成长编，并撰写修订本校勘记。校勘记的撰写是本次修订工作的重中之重。

原点校本因时间仓促，未能大规模地参校众本，本校、他校的工作也做得很少，造成原点校本《史记》出版时没有校勘记的遗憾。原点校本主要依据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使用方圆括号对底本做了一些校改。此次修订，对原点校本用方圆括号改字的地方，决定予以保留的，则出校勘记说明。原点校本有不少暗改的地方，修订本也根据情况分别出校。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提到的版本异文，或存疑之处，我们尽可能参校众本，提供更充分的版本信息，吸收进修订本校勘记。另外，我们对新校出的、大量的重要异文和改正的错误，都撰写了校勘记。

《史记》校勘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在校勘记撰写过程中，我们重点参考了钱大昕、梁玉绳、王念孙、张文虎、张元济、王叔岷、施之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等人的成果。原点校本出版以后发表的有关《史记》校勘的单篇文章我们也作了汇总吸收。

校勘记初稿完成以后，先在修订组成员内部讨论修改。最后提交修订审稿专家审阅，开会讨论，修改定稿。点校本《史记》修订工作还约请了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领域研究名家参与修订，提供意见。在审稿过程中，诸位审稿专家和中华书局修订办的各位编辑也提出了许多非常宝贵的意见，为校勘记的最终定稿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的说来，校勘的工作做得最细，发现问题也较为充分。景祐本、绍兴本、黄善夫本等前人无缘得见的本子，对本次修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为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版本依据；前人用过的版本，此次修订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通过本校、他校解决衍脱讹倒的问题，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一部分工作前人难以开展，电子数据库检索这一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该文是作者在《史记》修订本出版座谈会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五次修纂工作会议上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