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帝国的绚烂余晖》；[英]简·莫里斯 著；朱琼敏 译；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简·莫里斯是英国著名的旅行文学作家。她原名詹姆斯·莫里斯，二战期间入伍，战后曾任《卫报》和《泰晤士报》记者多年。1953年，莫里斯作为随行记者独家报道了英国探险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新闻，消息传到英国当天，恰逢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可以说是为女王送上了一份珍贵的加冕礼物，莫里斯本人也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

1972年，受性别认同障碍困扰多年的莫里斯在卡萨布兰卡接受了变性手术，从此成为莫里斯女士。而这一时刻却绝非人们通常会揣测的那样，一名渴望成为女性的“男同志”，欢欣雀跃地得偿所愿。事实上，莫里斯与太太育有五个子女，为了做变性手术，两人被迫离婚，一家人却如以往一般生活。2008年，在变性三十六年之后，莫里斯又以女性的身份与前妻秘密举行了一场“同性婚礼”，再娶前妻当新娘，两人可谓“情比金坚”。即便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她的选择也会是惊世骇俗的。而回忆起卡萨布兰卡，这座她“作为一个男人所看到的最后一座城市”，莫里斯却依然带着一贯的深沉、冷静和戏谑———“作为一座城市，卡萨布兰卡绝不罗曼蒂克，主要以一种浮华的法国殖民地的方式显得摩登、吵闹和丑陋……我能够将它设想成某座预言之城，或者凤凰和幻想之城，在这座城市中，变形的发生是普通平常的，只要预兆正确，只要月亮处在恰当的位置。”她描述自己手术后醒来的感觉：“腹部肌肉的一丝谨慎的收紧似乎在告诉我：我被缠上了厚厚的绷带，也许下面还插着管子。在我看来，大体上我还活着，还很好，并且在卡萨布兰卡变换了性别。”联想到她在此前十年间所接受的荷尔蒙治疗，这一刻的冷静简直显得有些残酷而令人心悸。

尽管曾有著名的　《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三部曲这样大部头的历史作品问世，也曾因小说《哈弗的最后来信》入围布克文学奖，莫里斯最广为流传的还是她的一系列旅行文学作品。包括国内最新出版的　《悉尼———帝国的绚烂余晖》　在内，她写作了有关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诸多旅游随笔和散文作品。得益于早期国际采访的经历，莫里斯的判断力和敏锐直觉使她总是能够看到简单表象之下的复杂内核，而人生的特殊困境又使她兼有男性的果敢和女性的细腻，正如林达所说：“她以双重身份切入社会和社会中人，角度深度，都与众不同。”

如此，即便是写旅行文学作品，莫里斯也绝不会停留在“游记”层面，她对城市历史、景观建筑、民俗风情等的描写无一不经过细致的考察。在《悉尼》一书中，我们看到，一艘船、一幢房子、一座雕塑、一根柱子，甚至石头上刻着的几个字母，都有可追溯的来历和故事。与一般大众的视野不同，莫里斯笔下的悉尼，并不是拥有魅力无边的港口和世界知名歌剧院的国际大都市，她开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悉尼的历史始于一群流放犯，而当初的悉尼就是一座“开放式监狱”，“一群群衣衫褴褛的男犯人在铿锵声中烧铸铁器……到处都是士兵，戴着高耸的帽子和佩着盛气凌人的步枪刺刀……无处泄欲的水手烂醉在酒馆……成百上千破衣烂衫的流浪小孩在马路上游荡”。她不无辛辣地引用一名游客的话说，在悉尼最初十年的历史中，所有最好的建筑物都“与罪犯脱不了干系”。

至于港口歌剧院，一位英国记者“觉得它像是从大海中爬出来图谋不轨的怪物”，一位作家“把它想象成身患白化病的热带植物，由于生长的罐子太小，以至于根系都交错在一起”。当然，莫里斯自己也有“中肯”的评价：“这座建筑，包孕之多，难以想象。当我走在它宽浅的台阶上时，那些腾飞而起的屋顶就在我的头上，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就像建筑师描画下的梦幻城市里的一个微小人形……悉尼歌剧院是全新开始的号角，而头顶的大桥、混乱的港岸、不得片刻安息的水上交通、闪闪发光又处处肮脏的观感，又一次让我深刻体会到悉尼能让时光缩短的奇特感受。”

莫里斯也善写人，写殖民地早期的囚犯、军官、总督乃至英国女王，写当代的白人、土著、少数族群，写他们的生死荣辱，前世今生。她嗅觉敏锐、观察入微，在她的笔下，悉尼不再简单的是一座繁荣兴旺的大英帝国殖民城市，和我们通常从旅游指南或风光照片上获得的印象更是截然不同。尽管有时辛辣刻薄，莫里斯却是喜爱这座城市的，认为“帝国残骸中最为优秀的非悉尼莫属”，正是怀着这样的认知，她为我们讲述了有关悉尼大大小小的诸多故事。

就近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而言，悉尼诞生于帝国主义殖民时期，从无到有，是一个缩影和典型。莫里斯带领我们在时空和思维中穿梭游走，向我们展示出这座在王朝落幕之后依然在历史海岸上熠熠生辉的城市，那兼具狂野与落寞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