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人物的苦痛和幸福最真切

长篇新作《群山之巅》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距离迟子建上部大受好评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已有四年多时间。

她来自冰天雪地的北方，始终关注北中国的奔流河水和苍茫群山，抒写黑土地的浓郁风情和鲜活人物、浑厚历史和多姿现实。30年来，迟子建孜孜不倦写作，传递关于那片故土的见闻、思考和想象。

这次，她将深情悲悯的目光投向中国北方苍茫的龙盏镇—一个位于龙山之翼的小镇，讲述在那里发生的勾人心魄的人间故事。屠夫辛七杂、“小仙”安雪儿、执行死刑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以及绣娘、金素袖等身世不同、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的滚滚红尘中浮沉，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寻找出路。迟子建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群山之巅》中的众多卑微小人物“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他们身上都浸润着她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

长江商报：近来媒体大都以“文学春色与我水乳交融”为标题报道您如今的写作状态。您说，写作了30年，“到了《群山之巅》，进入知天命之年，我可纳入笔下的生活，依然丰饶”。这些好像都在提示读者：您还处在创作黄金时期。

迟子建：50岁，不是一个女人的好年华，却是一个作家的好年华。因为白发多了，苍茫多了，能望见以往望不见的东西，这些对写作都有好处。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写作会怎样，只能说我还是会走自己的路，哪怕它是小径。只有走自己的路，一个作家的笔才会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长江商报：从《树下》到新作《群山之巅》，您至今已出版7部长篇小说。这种创作节奏不疾不缓，而且每一部都拿得出手、经得起评阅。您如何看待自己这些年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付出与回报？

迟子建：有读者提示我，说还有一部长篇是《热鸟》，加上《群山之巅》，应该是9部长篇。但我觉得《热鸟》不应算做长篇，它的体量就是一个中篇，当时是应明天出版社之邀而创作，出版了单行本。哪怕算上《热鸟》，对写了三十年的作家来说，长篇也不算很多。拥抱长篇，就是指挥一个乐团，其中甘苦，写过的人都知道。写完一部长篇，谢幕了，指挥就该退场，无论多么热烈的掌声（或者冷场），都属于过去。

长江商报：我之前采访时问过您：这个时代，网络等媒介可以第一时间实况报道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的灾难，文学在灾难的“表现”方面能做什么？您回答，“文学能从人性的角度，全方位地剖析‘灾难’；更能从审美层面，以他们塑造的人物，留住一段历史。”这说明您所看重的文学志在揭示人性和记录历史？

迟子建：是的，您当年采访时我说过那句话，依然是我今天想说的。《群山之巅》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写复杂的人性，比如辛七杂，比如唐眉和林大花。我想让我笔下的人物，成为立体的人，而不是扁平的人。每个人物身上，都浸润着我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长江商报：评论家潘凯雄分析说，在您的长篇里，几乎都是“一小一大”配的，“小人物”不变，“大时代”、“大事件”也不变。如此钟情于大时代的小人物，您在创作大题材时的笔法有什么特别之处？

迟子建：我写过《伪满洲国》，六十多万字，编年体结构，用上百个小人物，来构筑我文学眼中的“伪满洲国”，哪怕是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也采用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觉得小人物身上，更能呈现生活的本真状态。我的其他长篇，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也都是以写小人物为主，包括新长篇《群山之巅》，更是中国极北地区小人物的群像。在我眼里，小人物是文学的珍珠。

长江商报：时代在变化，您笔下的边远乡村的小人物也逃脱不了主动或被动“进城”的命运，比如您的《白雪乌鸦》、《起舞》、《黄鸡白酒》、《晚安玫瑰》等哈尔滨系列作品中都写到了都市底层人物的生活。您早已生活在城市里了，对城市生活和新一代都市人的兴趣在哪里？

迟子建：城市其实也有“自然”，它的“自然”，就是每座城市散发的独特的气韵。好作家都会捕捉这种气韵，写出它来。我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也一样关注的是“小人物”，因为城市因他们的存在而存在，他们赋予城市真正的活力，他们的苦痛和幸福也都是最真切的。

长江商报：“群山之巅”可以用来形容小说发生的地方—龙盏镇，也可以隐喻“小人物要活出人样的这份心气和尊严”……您还在书末的诗中写道：“也许从来就没有群山之巅，因为群山之上还有彩云，彩云之上还有月亮，月亮背后还有宇宙的尘埃……”在您看来，这个书名有什么含义？

迟子建：我塑造的这个小镇，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群山之巅，所以很自然地就用了这个标题。高高的山，普普通通的人，这样的景观，也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

李素贞是写作中的难点

长江商报：理容师李素贞为残疾丈夫的意外身亡内疚不已，主动要求加刑，不再理会曾经同病相怜的情人安平，让人唏嘘。在您笔下，爱与痛总是交织在一起，罪恶与赎罪相随？

迟子建：李素贞是一个小城理容师，常年伺候瘫痪丈夫，却因为一个风雪之夜，和情人安平的幽会，无意间铸成丈夫的死亡。虽然她对丈夫无怨无悔一辈子，可是这种死亡意外，使得她一直良心不安，这其实是一个普通善良的中国妇女的正常心理反应。当她回家看到丈夫因一氧化碳中毒倒在门边，她内心所有愧疚感都爆发了。当她得知法院宣判自己无罪，她从良心上根本无法忍受。她一定要上诉，请求为自己量罪。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特意咨询过法律专家：被判无罪的人能否上诉？结果还真有这种例子。所以，李素贞的个例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法律依据的，她非要上诉请求定罪，当然最后法院还是再次宣告了她的无罪判决，这让李素贞的良心饱受煎熬，她如何完成自我救赎呢？在火葬场成立时，她给死者做理容时不再收费，以此来偿还那份负罪感。处理这样一个人物，是我写作中的难点。

长江商报：辛永库（“辛开溜”）是小说中着墨较多的小人物之一。他历经不幸和坎坷，跟最初被父母卖掉、从部队里“逃走”和娶了日本老婆有关，有点小聪明，一生卑微却在临终前被众星捧月般围绕着。“他不怕化成灰，因为他这一生，心底已满是灰烬。”您怎么理解他的这一生？

迟子建：政治上被误解，爱情上遭责难，历经饥荒、战争等等，辛开溜的一生，可以说是苦难的一生。他的苦难不是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动荡的历史和荒唐的时代。但他落脚于龙盏镇，在苍茫大地，还是静静地释放了他的屈辱。写他的时候我是满怀同情的。

长江商报：小说还描写了火葬和处决死刑犯改为注射死亡法等新规的推行在当地引发的震荡。据您的经历，现实中人们对此的行为反映和心理变化也是一致的么？

迟子建：旧规人们已习以为常，而且是与风俗合拍的，在人们心里已扎根，所以新规的执行，尤其是火葬新规，引起普通百姓情感的震荡，是正常的反应。这样的新规在偏远地区执行，就像一场革命。从不接受到被生活洪流裹挟着向前，被动接受，我觉得这个过程发生的故事，值得抒写。

长江商报：直到小说的最后，您都没有交代所有人物的结局。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但小说却在一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之后戛然而止，您收尾时是怎么考虑的？

迟子建：“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也能概括我的心境—五十岁的心境，忧伤寂静，苍凉美好！用它作结，也是想给安雪儿和单夏安排一个开放的结局。大雪纷飞，神灵在彼，世界是混沌的，又是澄明的，我觉得不仅是安雪儿和单夏，所有的人物，都会静静地获得灵魂上的净化和飞升。

长江商报：和之前的作品相似，您的这部作品处处都有自然环境描写，领受它的四季冷暖和隐秘灵性，甚至还设置了一个保护龙盏镇环境、不愿有任何开发的镇长唐汉成。有批评家研究您的创作对生态美学的启示意义，您是否也觉得您的小说因为这些而弥漫着独特气质？

迟子建：我生长在深山之中，一直嗅着它的气息。而我作品里的人物也在群山之间，我要写他们，就会写到大自然。至于它弥漫的气息，为我的作品打上什么样的徽记，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评价，那是他们的权利。

长江商报：2014年初您曾在“两会”上主张应加强“历法”的规范管理，不要让老百姓糊涂过“日子”。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法在我们现代生活中为何被忽略掉了，又有什么意义？

迟子建：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历法”，尤其是一个文明社会。事实上，现在历法管理混乱，很多正规渠道出品的日历，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我觉得应该摒除日历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让每个日子都成为老百姓的“黄道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