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远东来信》：另一种救赎

《远东来信》，张新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6.00元

《远东来信》绝非个人传奇式的小说，这是一部渗透作者生活经验和个人洞见的作品。它写的并不是一个或一群人的逃亡，而是一个和另一个民族的相遇和包容。

从某个层面讲，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只是时间无涯荒漠里的一粒微尘，没有人关注、发现、挖掘，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湮灭。也许只有徜徉在上海的老巷子里，偶然瞥见红砖尖顶的犹太风格建筑，才会有人说：“哦，这是当年犹太人聚居过的地方！”——生活往往如此，淡忘了很难再次记起。但是总有一些东西不该忘却，尤其当你有机会站立在虹口区摩西会堂门前的小广场上，感受到阳光沐浴下的红墙青瓦透露出静默与安详时，你就会觉得，一个历经沧桑的城市曾经表现出的博大胸怀，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曾经给予的东方式救赎，一个卑微无闻的群体曾经付出的人性温暖，也许更应该被铭写在人类文明史上。

曾经一度流连这段历史，关注这段别样岁月的人是张新科——这个留德多年，寓居上海亦有时日的学者，以别样的形式，透过披满历史尘埃的城市、街道、建筑甚至于只字片语来重构昔日场景，达成人性至善的摹写。他历时十八年，足迹遍布德国的汉堡、柏林、慕尼黑、纽伦堡、德累斯顿，身影盘桓在波兰的华沙、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甚至于捷克、法国和中国的诸多城市也遍洒其求索的目光。这个有着跨文化背景的人，并非做历史细节的考证，而是努力体认个人遭际和民族命运在二战场景中所演绎出的悲欢离合。张新科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时这样说：“彼岸留学时，自己深感西方对中国人在国际主义胸襟，人道主义情怀，对人性的悲悯关爱等诸方面微词颇多，也多次在这些方面受到洋人‘奚落’，内心十分酸楚，一直希望寻找一种东西方之间均能接受的‘载体’，希藉此‘载体’于无声处来呈现中华民族大爱、大仁、大义的民族本性。”而《远东来信》即是其经年熔铸，呕心沥血之作。

鲁迅在评白莽的《孩儿塔》时这样说：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别有一种意义在。我也觉得从艺术角度细致分析《远东来信》远非当务之急，面对这部蕴涵着厚重历史感的作品，更应该看到其填补当代文学史空白的价值。多年以前，德国思想家泰奥多·阿多诺曾经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因为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杀戮，对人性的怀疑和绝望使得任何艺术形式都显得孱弱无力。纳粹横行无忌之时，世界各国相继对犹太人关上接纳的大门，只有上海这个在犹太人心目中比传说还飘渺的远东城市张开了温暖的臂膀——曾有过众所周知的漫长的被欺凌蹂躏的国族，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并未放弃其民族根性中善良宽容的东西。时至今日，藉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人们一再传颂着辛德勒这个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名字，而在战争的惊涛骇浪中，撑起数万犹太人之诺亚方舟的上海，却于时光的流逝中尘封了这段温情的历史。这当然也是作者内心的遗憾和隐痛，亦是这个原因，才促使他做这样艰苦的探索。

作品从留学生谢东泓所收集到的八封二战期间从上海寄来的信件结构情节。每一封信解读都会激活一段尘封的历史，最后编织成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辉的长篇巨制。鲜活的叙事在当下生活和历史尘埃中穿梭，在这种时空的切换中，除了折射出观照历史的现代视角，还还原了一种生动的在场感。小说着力塑造雷奥、王家甫、潘进堂、喜鹊、马兰兰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如果说谢东泓这条线起着结构全篇的作用，亦隐含了现代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话，那么雷奥个人经历这条线则牵引着历史深处人性画卷的拓展。初读作品的人往往会觉得着力点在雷奥这个异乡流亡者身上，延至文末，你会发现王家甫、潘进堂和喜鹊才是作者倾心呵护的形象。而且读者亦会发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普通国人的善良、宽容、坚韧乃至决绝的品格。一份间隔了多年的跨国情谊，承担了分外沉重的嘱托，如果不是这种品格，恐怕载不起如许严酷的爱与恐惧。小说中的诸多人物构成了豫东南地区底层民众的生活群像，这样一个群体在作者笔下洗尽了历史尘埃，刷新了以往种种对于中国民众的惯性想象。也正如作者所言：“创作本部小说的过程，是我对家乡、对民族重新认知的过程。我的家乡虽然世代贫瘠，但她和彼岸的城市一样美丽；我所在的民族虽然历经苦难，但和她彼岸的其他民族一样心胸辽阔，大爱无声。”

其实我更愿意特别强调的是，《远东来信》绝非个人传奇式的小说，这是一部渗透作者生活经验和个人洞见的作品。它写的并不是一个或一群人的逃亡，而是一个和另一个民族的相遇和包容。是一种民族责任感促使作者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历史、对世界诉说我们在国际主义、人道主义以及人性关怀场域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