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的王雨长篇小说《开埠》，其选材显示了作者敏锐而深刻的眼光，这是一个极具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具有近代中国文明史价值的选题。重庆开埠是一个典型。如用以往的眼光看，无疑是个陈旧的题材，是一部屈辱史、丧权辱国的被侵略史，但是用现代眼光看，重庆开埠又是一柄双刃剑。侵略者当然只是满足侵略和殖民的野心，但客观上又为重庆的开化掀开了近代文明史的一角。
作品揭示了一个重大主题：被迫开埠一方面使中国加剧半殖民地化处境，另一方面使之被迫缓解孤绝状态，逐渐开放。
英国开埠重庆的目的当然是开辟市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使重庆沦为半殖民地化的城市。但开埠在客观上加强了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因子由此逐渐输入重庆，从而促进了重庆的城市近代化步子。英国人立德乐率商船由宜昌进入重庆，可说是由下游而上游、深入内陆腹地的重要一步。这既有张牙舞爪的侵略性，同时也给重庆注入了某种市场、商品流通的活力。直到今天我们仍会感到，重庆虽僻居西南，但城市化的程度却走在前头。此即特殊的历史原因使然。
《开埠》用文学性视角和生活化结构，表达特定时代的心灵史。历史小说或类历史小说都存在结构和视角问题，完全被事件牵着鼻子走，难以达到文学个体映现一般的力量。《战争与和平》《九三年》都是侧面折射型的，当然也有《三国演义》这样正面的宏大历史叙事。正如勃兰兑斯所言，文学是时代的心灵史。《开埠》虽然选取开埠的重大主题，但未采取正面强攻，未陷入对事件史的线性叙述。它虽然也点染到上层决策的震荡、紫禁城的恐慌不安、《马关条约》的签订，叙及当时的诸多政坛大事，但只是藏头露尾、点到为止。
小说起笔不凡，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夔关监督宁承忠眼见走私洋货不断涌入重庆，一时国仇家恨涌上心头，做了一件他自感平生最为痛快的事情，扣押了69艘外国走私船，惹下大祸。洋人发难，朝廷震怒，宁承忠与威妥玛当面交锋。这里也写到了西太后、李鸿章，交代了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埠等。
但小说没有沿着这个对峙的路子写下去。开埠不是贯串全书的中心大事件，虽以开埠命名，但不算事件型长篇，而是包含了开埠背景下的市井百态。宁承忠、喻笑霜、王雪瑶三人命运似是基本构架：宁有巴人后裔的耿直火烈；喻作为女袍哥首领，在国仇家恨的血泊中挺立而起，敢爱敢恨，恣意狂放；王是贤妻良母，宽容大度，不妒不狭，温柔敦厚。这是一个三角关系，非常有张力。再如，宁继兵、武德厚、范晓梅的恋情，宁继强(武德厚)、李雨灵的仇家后代结合，以及他的四个儿子及家庭的命运，构成后半部的主要内容，反映出晚清至民国时期重庆由封闭落后到被动开放的巨大变迁和社会情绪。
王雨说到，“重庆的人物和地域是独特的令人热肠的”。在旧时代，这座城市经历过种种苦难，重庆人为改变家乡穷困落后面貌，“走向祖辈憧憬的繁荣富强”，进行过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正是这些一鳞半爪的故事，构成了我对旧世纪所有怀念中最温馨也最动情的部分”。《开埠》用独特的重构历史的话语方式，让历史成为活的、有呼吸、有体温、有灵魂的历史。
主要人物塑造的成功决定了作品整体的质量。《开埠》写了一群各具特色的人物。皇上、太后、官员、商贾、川军头领、票号老板、袍哥舵爷、洋教士洋袍哥、日本军人商人、宁承忠妻弟儿子等，概括面颇广。而《开埠》对宁承忠的刻画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深刻和冷峻。作者对他始终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他父亲死于同治二年重庆发生的那场教案，国仇家恨使他对洋人深恶痛绝，以“富国强兵”为四个儿子取名，意欲图强报国。面对英国公使威妥玛、日本商人赤井一郎等东西洋人的威逼，他正义凛然，竭力抗争。重庆总商会成立，看不起商人却做了管商人的京官的他，到会激昂表态：横下一条心跟洋人斗，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壮我中华！而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最终走向灭亡，使他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逐渐顺应历史的潮流。小说通过生动细腻的描写，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他效忠朝廷又不得不屈从，期盼国富民强又保守僵化，恪守传统道德又丢不下喻笑霜。忠勇刚强、侠骨柔肠的宁承忠有血有肉，是令人信服、未可多见的艺术形象。他和王雪瑶、喻笑霜两个女人之间的爱与恨，成为全书的隐形框架。
小说展示了重庆社会的历史风情画卷。重庆素以民风火烈彪悍著称，场景极为独特，码头、川江、会馆、乡坝、吊脚楼独具特色。书中写到美国的火油、英国的毛呢、日本的器材，写到钱庄、票号、教堂、西医院、学校、大烟馆，写到教案、滇案等。
总体来看，《开埠》无论题材的选择、大历史和小人物的关系、对历史生活的还原，还是饱满的地域文化色彩、丰富的情节和细节、重庆方言的化用，都取得了成功。它是近期长篇小说的新收获。它仍有可能拍成影视剧，雅俗共赏，成为王雨《填四川》之后又一表达本土经验的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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