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以细节还原历史

王树增在新作《抗日战争》中，以细节还原历史面貌，即便大家耳熟能详的重大战役，他也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视角和观点。

《抗日战争》（第一卷）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什么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战胜世界强国日本？我们不屈的民族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是什么保证我们不会亡国灭种？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在新作《抗日战争》中，以细节还原历史面貌，向世人展现了震撼人心的民族精神。

书中，王树增格外看重中国人抵御外辱的心灵史。他不遗余力书写带有个性色彩的历史认知，上至将军、下至士兵，乃至社会各阶层、普通百姓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还有他们在战争中的心灵感受，都是作家尤为关注的。淞沪会战爆发后，张治中将军目睹了上海市民的遭遇，他发出气壮山河的誓言，必以“喋血淞沪、长城之精神，扫荡敌军出境，不达保卫我领土主权之目的，誓不终止”。作者在书中对这场会战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炮兵营营长刘宏深带领士兵们勇猛冲击，几乎每前进一米的距离，都要用战死士兵的尸体铺路。他阵亡时年仅二十八岁，新婚不足百天。”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即便大家耳熟能详的重大战役，王树增也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视角和观点。他认为，发动百团大战的时机根本不成熟。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经过几次大扫荡，抗日根据地损失惨重，“没有军饷、没有武器，但居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他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从战争一开始到结束，一直存在“投降派”“悲观派”“主战派”三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那个艰苦时候拼尽最后一点力量去打百团大战，在政治上就是为了遏制‘投降派’”。百团大战第一、第二阶段打得不错，第三阶段差了很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损失太大了，另一方面也是日军缓过劲儿了。”

即使是关于日本军人的故事，读来也是五味杂陈。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惨痛记忆，同样让普通的日本家庭坍塌。参与淞沪会战的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队长仓永臣治，王树增给了他500字的篇幅。他出发前妻子病重，在向中国阵地冲锋时，是带着对妻子和儿子的牵挂阵亡的。四年后，其长子也在这场侵略战争中阵亡，中枪部位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心脏。“日本佐贺县的一个家庭就这样在战争中毁灭了。”日军士兵听他们的长官说过，中国军队是一支一触即溃的军队，当他们看到“怒不可遏、不顾一切，想要拼烂最后一副身躯、流干最后一滴鲜血”的中国军人时，他们内心又作如何感想？

王树增试图去审视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意志与文化根源。他认为，我们在正面战场和日军的差异，不仅仅在武器装备上，最主要的是战争观念和文化的差异。这也使得正面战场难得见一场让我们心情舒畅的作战。“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文化，并不尚武。”相比之下，日本从幕府时代以来，就已形成武士阶层，尚武深入民间，形成了整个日本民族的扩张性格。所以，“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危机，实际上是没有减弱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高度警醒。”抗日战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中国人从各自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都应该回顾那场战争。

这场战争对于当代中国人有何启示？王树增在序章《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中写到，真正的抗战时期应该从1931年算起，总共加起来有14年。“很多孩子问我，日本侵略我们总要通过一线开始打起吧？怎么一下子卢沟桥成国门线了，这就涉及日俄战争留下的一个权益分配，还有皇姑屯事件。”在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有70年的时候，再来审视这场战争，对于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有着重要意义，“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一场战争的认识，恐怕是对这个民族的心路历程、这个民族所承担的沉重苦难，以及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一种关照，这场战争有鲜明的当代性”。

读完全书，感觉与其说王树增在写战争进程，毋宁说他更希望提供一种历史认知和精神启迪。大量一线普通官兵，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奋勇抗争、视死如归；当时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只要对国土故乡怀有情感的，都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多卑微，但这群人，以行动拒绝自己的民族沦为卑微，这是我们当代社会亟需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