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译注》年销45万册 从经典原著寻传统文化之源

随着传统文化热度的升温，《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著作畅销。(资料照片)

在中华书局网站首页上，语言学家、古文献学家杨伯峻译注的《论语译注》，已连续数月雄踞销售排行的前五位。数据显示，《论语译注》的简体字本去年卖了33.8万册，加上繁体字本等各种版本，该书全年总销量达45万册，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随着传统文化热度的升温，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藏书”丛书及“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销量也连续三年增长。

从经典原著寻传统文化之源

“没有《论语译注》，我就读不懂《论语》原文了，它与市面上很多随意给《论语》中某些字词作‘新解’的注本大不一样。阅读经典，选对注本太重要了。”这是一位读者在某网上书店留下的购书感言。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初版于1958年，以注释准确、译注平实著称，每章分为原文、注释、译文三部分。译文流畅明白，不但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线索，更便于普通读者正确理《论语》，因此在学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古文字学家张政烺曾撰文赞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为同类著作的典范。

中华书局编审崔文印认为，杨伯峻《论语译注》的最大特点，是译文和注释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众多的异说之中，为什么要选这一说而不选另一说，杨先生在注释中都作了说明，让人读了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杨先生的译文尽最大努力使其符合当时的语言环境及其表述的内容，一丝一毫都不肯放过。”崔文印说。

当然，《论语译注》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名家注释与解读的版本。一些读者对《论语》进入了研究性阅读的层面，在某网络论坛上，“钱穆的《论语新解》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哪本比较好”这一问题引来了近百条回复，讨论热烈。其中一位回帖者总结了自己的阅读心得认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以语言学的学术底蕴去读的；钱穆的《论语新解》是以纯正国学、传统的解经思路去读的；南怀瑾的《论语别裁》融通佛学与道家，而对《论语》作了别样的阐述；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则从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管窥《论语》。这些书各有侧重，各有其他注译不能赶超的优势和特点。”

不满足于解构过的经典，渴望深度阅读，渴望阅读原汁原味的古籍，已成为当下传统文化热中显现的新需求。对此，出版社的感受最敏锐，中华书局市场部主任李忠良介绍，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于丹的《论语心得》，先后印了58次，销量500余万册，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普及。

虽然同年推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只卖出6000册，但是很多读者由“解读”而激发起赏读《论语》的意愿，中华书局的传统文化基础书籍销售从此步入快车道，《论语译注》销量日渐攀升，2015年销售15.6万册，2016年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多。

根据市场反馈，《论语译注》又衍生出随身版、大字版、典藏版、线装版、国民阅读丛书版、简体本、繁体本等多个版本，其中国民阅读丛书版从2012年至今印刷11次，简体本印刷28次，繁体本印刷36次。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历史类书籍方面，“影视剧曾经盛行‘戏说历史’，但是观众看后觉得不满足，于是我们出版了有学术品质的‘正说’，还原历史真实面貌，使这些正说成为畅销书籍。”李忠良说。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认为，2007年前后曾出现一轮国学热，于丹、马未都、王立群、阎崇年登上《百家讲坛》，讲解历史和传统文化，重在阐释、普及，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时隔十年，情况有了很大不同，“现在的读者开始真正关注经典，这一轮国学热更扎实、更深刻，更贴近中华文化的本源”。

“经典对所有人敞开”

“非文史哲专业出身的普通读者，如何读国学经典？”“各种不同的注释版本该怎么选？”“系统学习国学应该按照怎样的先后顺序？”……许多读者在怀有浓厚兴趣的同时，也对国学经典阅读存在很多困惑。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石认为，原典永远是少数人在看。“古典文学教授也未必都精读过《论语》和《孟子》。虽然学界对《论语译注》中某些释义有争议，但对希望了解传统经典原义的普通读者而言，读今人注释的文言文是现实的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认为，经典对所有人敞开，普通读者有阅读兴趣也可以去读原典。“国学实际就是本土学问、中国传统之学，经、史、子、集是其中的精华。非文史哲专业出身的普通读者可以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权威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来读，也许起初‘荒腔走板’，但只要始终保持兴趣，阅读和理解的能力会慢慢提升上去。”

李山说：“读古代经典，是吸收面向未来的精神营养，也是发掘数千年来支撑一个民族在艰辛中生存下来的精气和骨血。”他认为，有兴趣阅读原典是好事，但也要量力而行，“比如有些上古的书，一些专门的学者都未必能读懂，因此读者如果读原典有困难，就需要找有现代学者注释与解读的版本。人们对经典的阅读需求，也会促使读者、出版社、学界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推出更多忠实于经典文本、适合当代读者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