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进行时

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到即将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三年半内，“一带一路”从认知上变得更清晰，在行动上变得更务实，这些成果也反映在“一带一路”相关的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中。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反映了“一带一路”实践与研究互相促进的新特征。

“一带一路”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实学，对它的研究必然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目前研究处于“轻、灵、短、小”的阶段。所谓轻，轻在积累。相关研究虽然正在摆脱初期模糊、浅薄、粗放、脱节、纷乱的状态，有了一定的积累，但还远远不够，尚需积淀。二是灵，灵在调整。相关研究单位纷纷调整研究方式，更加注重实证研究、风险研究、专业研究、行动研究、案例研究、传播研究、关联研究。三是短，短在数据。国内经济已经风风火火进入大数据时代，而用大数据服务“一带一路”才刚刚起步，优质数据极度匮乏。四是小，小在规模。相关单位开始建立多种智库联盟，努力形成合力。但目前大规模、成体系、有影响的“一带一路”综合研究成果仍属凤毛麟角。

可以说，目前学者的研究兴趣大，但资料来源少；文献研究多，实证研究少。“一带一路”研究需要走向新的阶段，《“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正是其中的代表。

该书是从战略高度研究“一带一路”。作者刘卫东在书中给出的“一带一路”的学术定义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为适应全球发展格局变化和推动自身发展模式转变而提出的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国际区域化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思考资源配置的谋划，是与沿线国家打造新型发展伙伴关系的努力，因而不是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我们一般将“一带一路”称之为倡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某些外语环境下，战略更多地被当作军事和地缘政治术语使用，被赋予势力范围争夺、零和游戏、新殖民主义等含义，容易被误解甚至抹黑，有违“一带一路”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产生歧义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尚未给“一带一路”这个政策概念赋予合理的学术内涵。学界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正规理论与话语体系。

“一带一路”主要催化了四方面的学术研究：一是带动了“一带一路”学科群的发展。如国家发展战略、国际战略、公共管理；历史地理、生态环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区域国别、民族宗教；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地方外交；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链、全球产业链；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国家形象、舆论传播；公共政策以及信用、风险研究等。二是带动了“一带一路”原创理论的发展。如双环流理论、全球互联互通理论、共同现代化理论。三是 “一带一路”的评估体系和方法工具的开发。如遥感测绘、大数据应用、“一带一路”的“五通”评估指数、地方参与“一带一路”指数、港口航运指数等。四是带动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研究。不少研究采取了国际合作方式，以增强研究成果的国际适用性。总之，“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初现百家争鸣，具有跨学科性、战略性、实用性特征，并积极探求国际适用性。

正是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了“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是“包容性全球化”。一方面，包容性全球化理论并没有否定全球化，作者深刻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并非简单延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强调全球化进入需要“包容”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作者将“一带一路”纳入包容性全球化这个大框架。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是和平、友谊、交往、繁荣，也就是丝路精神，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倡导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通过寻找利益契合点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来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两相集合，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既倡扬了新时期的全球化理论，又为“一带一路”找到了普适性的理论基础，是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是开创包容性全球化道路的一种尝试，其核心内涵是借助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推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既满足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需要，也造福当地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