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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新论》的实践意义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陶长坤教授,长期从事小说研究和小说创作工作,前不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创作新论》,是他的又一部学术力作,为当今的小说创作学做出了新贡献。该作洋洋洒洒40余万言,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论述了小说和小说创作。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又具有重大的实际致用意义。

按图索骥、照猫画虎,依照某种条条框框写作,从来没有产生过传世名作。因为很简单,小说既然称为创作,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独一无二、无法模仿、不可重复的。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不能只有一种存在形式。精神的太阳无论照耀着多少个体,它们都会像露珠那样焕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但是,小说创作是否无据可依、无师自通,小说家的创作活动像脱缰的野马,任情使性,不受任何约束就能写出伟大作品呢?答案是绝无可能。有些作者,憎恶批评家像鲁莽的锄头,要把禾苗同野草一起锄掉。或者声称,批评像牛虻,总在干扰老牛耕田。事实果真如此吗?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物质与精神,都必然遵循着固有的客观规律发展变化。正如江河必然沿着河床奔流,或湍急翻滚,或静如处子。但是如果溢出河床,洪水肆虐,那就会造成生态破坏,不可收拾。因为客观规律人类无法改变,只能顺势而为。思维规律(包括小说创作)也是一样,你可以天马行空,但到头来你还是无法斩断你的根(民族的、时代的生活源泉)。作者引述法国著名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话说:“文学创作有本身的内存规律、精神法则。一个作家凭一时的天才就想一辈子在文学社交界清谈文艺,享受天年,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幼稚的想法……文艺猎奇从来没有创作过任何东西。”

陶长坤先生积数年之功撰写的这部力作,从创作论角度总结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规律,可视为一部切实的小说创作指南。同时,对提高读者的理论文化修养,也大有裨益。就这两方面而言,在这个浮面化、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对庸碌趋势的浮躁心态,不啻是一剂良药。作者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此书在总结自身小说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旁征博引,运用古今中外小说创作的丰富材料,摒弃陈规俗见,力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构筑自己的话语体系。

《小说创作新论》最重要的特色和优点就是既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又有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实践意义。该作广泛地采用了各种小说理论,并将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的小说理论密切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到的小说理论系统。还将小说理论与小说文本小说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大量引用和分析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小说作品,且从中升华出诸多新观点,新见解。

我读这部著作的直接感受是:鞭辟入里的批判锋芒,无所忌惮的理论勇气,以及直言不讳的犀利文风。具体而言,本书在知识性、思辨性和创新性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作者长期从事高校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理论素养深厚扎实,积累了丰富的中外文学资料。他中西兼融,取精用宏,尽力扫除某些理论著作的经院习气:枯燥、抽象、沉闷、冗赘,一变而为尖锐、痛快、直白、显豁,仿佛在理论领域吹进了一阵凉爽的清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对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认知与应用,开拓了视野,给这部著作平添了鲜活的时代气息。同那些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何味的“时尚达人”不同,他不仅注重消化吸收新思想,新观念化为自己的血肉,而且把它们创造性地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如长篇小说《静静的大运河》)。譬如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象征艺术、魔幻艺术、意识流、潜意识等解析鲁迅、王蒙特别是莫言的小说均别开生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某些创作经验谈之类的著作往往囿于一己之见,自说自话,把狭隘的心得奉为圭臬,无力把感性描述上升到理论层次。如何以宏观的视野,深刻的思辨,科学地解析中外小说的创作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作者的理论素养,首先是他披沙见金、去伪存真的能力。如本书“内篇”对小说内部规律的概括,表面上看似乎并未超越叙事结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语言艺术以及环境意境构造等传统的分析方法,但仔细读来却发现,作者凭借较强的思辨能力,对这些小说创作要素给予了崭新的解释,赋予各个要素以鲜明的理论色彩。特别是思维方式一章,不管作者的见解是否无懈可击,只要看他对两派观点的准确系统的把握,对两种思维方式在实际创作中的运用提出自己的判断,这些都表现出作者深入缜密的思考能力,以及他不愿随乎流俗、攀附名流学者的独立学术品格。

我认为本书的精彩之笔集中表现于对创新思维的独到见解方面。这不单贯穿于各个章节的论述之中,而且特别集中表现于对莫言其人及其作品的评价上。莫言被作者确定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三座里程碑,关键就在创新成就了这位诺奖得主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作者对莫言的赞美溢于言表,从深刻的创新意识、无畏的创新精神、开放的创新思维和超凡的创新能力四个方面给予热情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本人在创新思维方面也同莫言灵魂贯通,论述过程中时时流露出汪洋恣肆的热情与胆识。对作者本人而言,从莫言的作品中似乎找到了一位难得的知己,并借此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蓄之既久的胸中块垒,喊出了文坛上少见的“另类”呼声。

一种新观点、新学说,不管包含“合理的内核,真理的颗粒”的多寡却往往命运多舛,既引人注目又激发论争。作者对流行的现代主义理论的评价,对文艺阶级性与人性的理解,特别是对莫言“第三座里程碑”的判定,都可能引发不同意见的争议。我认为,只要以事实为依据,以公认的批评标准为准绳,平心静气地探讨争论,其结果只能是越辩越明,对学术理论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小说创作新论》沉浸着作者日以继夜辛勤劳动的心血汗水。这种一往情深、潜心治学的精神,在浮躁风气靡漫的当下,值得大力提倡。

责任编辑:戴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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