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叶兆言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刻骨铭心》的历史叙事，应该说更接近于传统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有机融合。作者这样做，显然是想呈现个人小历史与时代大历史并存的复杂历史图景。
为了突显个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叶兆言在长篇小说《刻骨铭心》中刻意改变了过去虚化历史背景、弱化故事时间的叙事策略。我们读这部小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散布于整部小说中的时间数字，比起叶兆言以往任何作品都要精确得多，密集得多。
以“夜泊秦淮”系列为例。《状元境》写的是辛亥革命后十年左右的故事；《追月楼》写了上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的故事；《半边营》讲述了从30年代到40年代抗战结束，包括新中国建立前的故事；《十字铺》讲述了20年代从北伐战争到国共分裂时期知识分子的故事。虽然每篇小说的时间各有侧重，共同将民国史切割成相对独立的时间段，但呈现在小说中的历史时间又相对模糊。“通过这一个个秦淮人家的兴衰故事，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北伐战争、国共分裂、抗日战争、南京屠城，以及国民党南京政权垮台前夕的风雨飘摇，这一幕幕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投射到民间社会，就像是一块块小石子抛进沉沉的死潭，激不起强烈的漪涟。”（陈思和：《告别橙色梦》，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336页。）人物处在历史之中，历史却成了被放置在生活之外的次要背景，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历史及构成历史的重大事件总是隔着一层看似透明而又穿不透的壁垒。
这是叶兆言以往的历史小说给读者的一般印象。他想要讲述的不单单是历史，更是发生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人的故事。或者说，历史事件在叶兆言笔下的意义总是依托小说虚构的历史人物的行动而存在，“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重要的”。（《叶兆言推出新历史小说〈刻骨铭心〉——通过人物小历史触摸时代大历史》，《贵阳日报》2018年7月3日）
《刻骨铭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叶兆言借助历史叙述方式的转变，完成了自己对于历史的重新认知和定位。小说从北伐战争开始的一个月后即1926年8月正式切入历史，但不是直奔宏大的战争现场，叶兆言把叙事场域转移到暂时距离战争比较遥远、对他来说更为熟悉的南京。秀兰在去希俨所在的大明照相馆的路上，偶然看见一群人在南京桃叶渡旁的小亭子里“吃瓜子喝茶”、“谈天说地”，其中还有希俨的朋友邵彭。这些人关于北伐战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论辩，她没有听清。通过作者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秀兰与历史具有了某种隐在的联系。
作者叙述历史，使人物与历史产生关联的方式，在小说中有时也显得非常直接。丽君与亚声在1927年12月13日结婚，距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恰好十年；亚声死于1928年5月3日的“五三惨案”；秀兰与俞鸿在1936年12月12日结婚，当日发生了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叶兆言以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把人物生活与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通过这种巧合，他似乎想要纠正一种司空见惯的错觉，告诉读者历史小说中的时间并不是因为与历史事件有关才变得有意义，才值得人们去铭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片段同样值得记取，历史也是个人的历史。所以，小说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无论是讲述个人的小事，还是描述历史的大事，作者常会不厌其烦地以精准的数字对具体时间进行详细记录：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喜结良缘，消息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1931年5月31日，这一天是希俨记忆中非常耻辱的一天。”
“1931年6月28日上午11点，同样是坐摆渡船到长江对岸，同样是在浦口火车站站台上，丽君挺着大肚子，手里牵着一个男孩，又一次迎接亚声的到来。”
故事发生的时间与历史事件的时间就这样被并置起来。《刻骨铭心》对历史叙述的方式重新做了界定。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历史事件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并非像过去那样，历史叙事中一方挤压或打倒另一方。它们一起构成了历史的全景，离开任何一方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历史。
因此，《刻骨铭心》既有别于传统历史小说再现历史的创作方法，又不同于新历史小说将历史主体化的审美追求。但是从小说中又的确可以发现两者的踪迹，如果我们抽出小说中的历史事件进行有序排列，可以隐约触摸到民国史的大体轮廓，而从小说对秀兰、丽君等女性形象的塑造和生活细节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到历史主体化的印迹，体会到作者对历史的审美感受。倘若硬要给《刻骨铭心》中的历史叙事定义一种类型，应该说它更接近于传统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有机融合，兼有这两类小说的特点，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呈现个人小历史与时代大历史并存的复杂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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