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子的动物园》：以轻盈抵达沉重

《穗子的动物园》，严歌苓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对于书写动物的小说或是散文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将写作对象放在怎样的坐标系中去建立——动物是作为人的附属品、想象物，还是和人一样，是具有独立性质的、能够自我言说的主体。严歌苓的新作《穗子的动物园》无疑属于后者。这14篇散文/小说，是严歌苓的文学世界里动物形象的集体出场，更是动物们的自我呈现和表达。

本书以《布拉吉和小黄》开篇。幼时的“我”跟随父亲打猎，懵懂地感受到父亲的行为是野蛮的，于是用心爱的连衣裙救起被猎枪打伤的小鸟，并为它取名小黄。在等待小黄康复的日子里，“我”开始注意到对它图谋不轨的野猫，注意到它们和人类不同的生活哲学。最后，小黄离开，童年也在摇晃的时光里结束。在“我”为小鸟起名的那一刻起，它于“我”而言就不止是一只小鸟，而成为了鸟类中的“这一个”。从这时开始，作者与读者已然建立起一份契约。《穗子的动物园》不是关于动物形象的简单书写，而是以一种幼童般蒙昧的、未曾带有定见的目光，去建立人与动物平等对话的场域。

在这样的契约关系下，我们看到一只叫麻花儿的鸡，在艰难岁月里昂首挺胸地下蛋，为孩子们提供必需的营养；一只断翅的燕子，能辨别严干事的脚步声，与穗子相依为命、无条件地彼此信任；那只叫可利亚的狗，藏起家里东西表达自己的不满，从而提醒主人对它的陪伴；被唤做黑影的野猫，逐渐放下警惕，成为穗子家的一部分，在食物紧缺的年代为穗子偷来火腿与板栗……这里的动物们气息饱满，它们身披美好的光泽，又各个不同，它们身上有神秘的宏阔之美，也有神性的向度。

然而，《穗子的动物园》并不是只关乎动物的温情书写，事实上，我们在书里频频遭逢着离别与死亡。麻花儿在禁养动物的运动里被打瞎一只眼睛，在食物匮乏的时候被做成一锅汤；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猫，在祖母过世后绝食而死，以自己的方式继续陪伴祖母；美貌骄傲的猫，潘妮，不愿被人类看见自己不堪的一面，在垂死之际离开家庭，带着尊严独自死去；为穗子偷取粮食的黑影被人家发现，用火钳折磨致死。这些故事，只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却是动物们匆匆的一生。《穗子的动物园》是温暖与凛冽同存的。

忠诚与狡黠、无私与贪婪，是人类以一己之见赋予动物的定见，而它们本身是复杂的、多义的，它们有着精微的感受力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不是乌鸦》是带有实验性质的文体，故事的每一个参与者都作为叙述的主体，不同的叙述者和不同的叙述角度，勾连起一个完整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乌鸦查理和它的叔叔同为故事叙述者。在这里，严歌苓书写的不是作为人的宠物或附属品的动物，而是作为主体的每一个“它者”。她有丰沛的艺术感觉，还原了动物的自在原始性，并赋予它们主体性言说。

在人与动物形成平等、和谐的关系基础上，《穗子的动物园》突显出一个更为严肃的命题——人类对动物的主宰关系。如果说《布拉吉和小黄》是以幼童的感受书写人类对动物的肆意猎杀，那么《猪王汉斯》则是以一种更为成熟、更加自省的角度，书写人类面对其他生灵时的野蛮与自傲。猪王汉斯长着一张悲苦的脸，它孑然一身，生活在离人类公园不远的草丛中。它曾是森林中野猪王国的霸主，率领无数雌雄老少，但是人类的法则不允许任何兽类的无计划繁衍，于是，汉斯家族遭到接连的屠杀，年复一年。

在自然伦理与人类法则的博弈中，汉斯是唯一的幸存者，也是最后的见证者。它的存在，控诉着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操控，也显现着人类的贪婪和野心。或许，从人类诞生之日始，人类便自视佼佼者，与动物形成一种非平衡、非对称的关系，人类固执地成为大自然的主宰，忘却了万物平等，万物有灵。

如此，《穗子的动物园》为自以为是的人类脱冕，它让我们重新建立起对自我和所处社会的认知——我们所谓的人类法则，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主宰一切的野心。这是有内在力量的书写。这股力量源自写作者本身对自然生命的尊敬和自我真诚的内省，也来源于她对历史进程与现实生活中人类行为的深刻反思。在轻盈的文字背后，藏着一位写作者的精神景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穗子的动物园》是别具深意的。它既以真诚之心拥抱自然之灵，还原被人类遮蔽、忽略的动物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也敢于书写沉重地自省和人心的内在裂痕。这是一位对世界有着宽阔理解、对人性善恶坦然认可的写作者。《穗子的动物园》里，有人类与动物相依相守的动人画面，同时，也照见了人性的卑琐和贪婪、傲慢与残忍，指向人心深藏的暗念，温情，也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