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风记》：“有情”的历史，动人的战地浪漫曲

在中国每年生产的近万部长篇小说中，《牵风记》的发表和接受显得格外顺利和引人注意。《牵风记》先是于去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文学》上，随后很快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接着又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有评论者认为它不仅“拓展了整个当代军旅文学的格局”，而且“堪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平等对话”。

根据作者徐怀中的介绍，早在1962年他就着手写这部长篇小说，一直闲置到耄耋之年才重新拾起，用了4年的时间写完了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这种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写作，伴随着共和国文学体制的转轨和审美风尚的新变，也回应着当下浮躁速成的文学之风。徐怀中的创作显然不是以数量取胜，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牵动了军事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脉搏。半个多世纪以来，徐怀中心中所念的一直是如何用文字记录那些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那些遥远却又随时可能乍现的掌故人事，以及蛰伏于心中的美和理想。而这些意念最终以在场者的身份化作《牵风记》里的现实与浪漫、崇高与壮美。在《牵风记》中，徐怀中一如既往地怀着他对“美的超越”的文学理想，开启了特定年代里的“有情”的历史。

《牵风记》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挺进大别山途中，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团（也就是后来的独立第九旅）突破敌人封锁进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正如小说的名字所揭示的，《牵风记》所牵之风，既是千里挺进大别山所牵动的“战略之风”“历史之风”，也是《国风》中描写男女爱情之风，还隐喻了作者写作之风的转变。一如作者所说：“改革开放以后，对自己文艺思想来了一个彻底清理，原稿烧掉一点也不足惜。重新拿起笔来，全力塑造两男一女和一匹老军马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旅长齐竞、通信员曹水儿、文化教员汪可逾，以及‘滩枣’，以此为主攻方向，不及其余。”应该说，《牵风记》摒弃了概念化写作的模式，也不把重点放到硝烟弥漫和异常惨烈的战场实况上，而是极力挖掘战争背面的景致，特别是残酷年代中人的生命气象。

这种对于人的生命气象的彰显，充分体现在小说塑造的文化教员汪可逾、“一号”首长齐竞、通信员曹水儿（甚至包括老军马“滩枣”）等诸多形象之中。从这个角度说，《牵风记》为文学史贡献了重要的人物形象。并且，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极大拓展了军旅文学的版图，超越甚至颠覆了我们对战争和军队的固有认知。

汪可逾这样一个在战场上抱着古琴向我们走来的女孩子，是多么的单纯、可爱又善良。一曲《高山流水》令观众把战火纷飞隆隆炮声掷诸脑后，也令“一号”齐竞为之倾心。同时，她也异常地果断、机智和勇敢。汪可逾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伤亡，带领一百多名妇女赤裸着渡过黄河。在对齐竞浅薄而固陋的观念彻底失望之后，她又毅然决然地走上不归路。尽管有曹水儿舍身相护，但她依然在山洞里壮烈牺牲。小说用了极大篇幅写了这个女性的美，却也无比痛心地写了美的毁灭及其超越。如果说汪可逾等人在战火中牺牲是写实性的记录，那么小说结尾处写她肉身不腐，保持前进的姿态与银杏树融为一体，则显然是一种奇幻而唯美的浪漫之法，它蕴含了作家的理想和对美的超越。

齐竞和曹水儿同样是小说中重要的人物，也刷新了我们对军人形象的认知。齐竞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一战成名，也曾留学日本学习摄影，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小说塑造了齐竞这样一位文武兼具的儒将，但也毫不避讳传统贞节观对他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曹水儿本是齐竞的警卫员，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采花大盗。小说借曹水儿写出了青年战士暗流涌动却也无比真实的情感和欲望，也借此描绘出不同以往的军民关系。

当然，作家之所以能写出如此鲜活的人物，与他历史亲历者的身份离不开关系。徐怀中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也就是说，他是千里挺进大别山的亲身参与者。正因如此，《牵风记》中的大量细节足够生动、真实和感人。比如曹水儿要打人字形的三副绑腿，与人通奸时为易于抽身还可以不解绑腿。这些细节充分支撑起小说的物质性与真实性，丰满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这些都源于徐怀中作为历史亲历者的身份。试想，如果不是战争的亲历者，这些细节的真实性恐怕无从谈起，小说必然会大打折扣。

《牵风记》的风格是写实与想象并重，造境与写境并行不悖。如果说亲历者的身份造就了小说所写之境的真实，那么作家一直怀有的“美对战争的超越”则成为小说造境的创作理念。《牵风记》写了汪可逾近乎天然的美，以及战争年代下这种美遭受毁灭时的崇高与壮美。不过，尽管战争是残酷的炼狱，但《牵风记》并不仅仅控诉战争的无情。甚至相反，《牵风记》所要营造的恰恰是一个“有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作家近乎偏执地挖掘出被残酷表象所遮蔽住的美，那如同琴弦上滑过的高山流水，亦如万马奔腾呼啸过的哀婉流长。

读徐怀中的《牵风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孙犁的《风云初记》——它们都写战争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事实上，徐怀中从不掩饰他对孙犁的喜爱和追随，以及孙犁对他的影响：“孙犁的小说里，总是把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水灵灵地呈现给读者。孙犁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丰碑，奥妙之处数说不尽。最低限度讲，他向世界证明了：讴歌革命及反映革命战争生活，并非只能走向公式化、概念化道路。”今天看来，徐怀中对孙犁小说的这段评论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的《牵风记》。

《牵风记》以小切口进入大历史。它掬起时代巨流中的一朵浪花，但掀起的却是气势恢宏的海洋，乃至人内心的惊涛拍岸。《牵风记》中的历史既不同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刻意营造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新历史小说将民间引入历史的做法。它与其说是作家记忆中的历史，不如说是在造境与写境之中完成的对历史的一次致敬。真实生动的细节与浪漫瑰丽的想象共同构筑一个“有情”的历史，奏响了悠长而动人的战地浪漫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