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长篇小说《月落荒寺》：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

《月落荒寺》，格非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月落荒寺》并非格非的大部头，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能看到格非近年来思考的母题。小说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婚后的庸常处境：妻子出轨，婚姻破裂，自己和儿子处在难解的尴尬中。主人公林宜生是卷入商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写照，他是苏州人，在南京学习10年，然后北上，成为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哲学教授。受益于市场经济和国学热，他在各地讲课，收入和地位跃升，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可却仍感到虚无，尤其是在妻子与白人派崔克出国、儿子不服管教后，他走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感受到无力和彷徨。

《月落荒寺》要写什么？我想，一篇关于格非的采访提供了线索。在《上海书评》刊发的《格非谈〈江南〉内外》中，格非说：“实际上我当年部分参考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讨论的‘常人’——海德格尔将其定义为‘无此人’。很多人活着，但并不存在。存在是我们的最低目标，也是最高目标。用米沃什的话说，我们所面临的存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在此’。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在此，而不在彼？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存在，感受自己的有效性，确认自己生命的意义，而不仅是像符号一样的活着。”

格非在多部小说里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但他们不再是兼济天下、以家国为己任的历史参与者，而是一个个边缘人，在急促的社会转型期无所适从。《春尽江南》里，诗人谭端午沦为无所事事的废人。《月落荒寺》中，宜生名利兼收，仍解决不了生命的空无。这些知识分子都不再是社会的主角，也无法通过劳动介入社会变革，他们要么迎合潮流，成为商业和政治的附庸，要么主动边缘化，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在格非的小说世界里，尤其是时间设定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小说，知识分子要处理的不再是天下问题，而是地位落差后的矛盾。从《月落荒寺》联想到格非这20年的创作，他都在处理知识分子和商业社会的关系。格非意识到乡村的消亡不可避免，所以他写作《望春风》，弹奏一曲乡土的挽歌。同时，他看到知识分子在以都市为主的商业社会的无所适从，他写《春尽江南》，写《月落荒寺》，乃至更早的《欲望的旗帜》，都在探讨当知识分子不再崇高，甚至沦为“末人”，他们如何自处，又如何调节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格非并非仅仅为知识分子辩护和感伤，他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固有的局限，与其说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边缘化，不如说他们离开了本就虚高的位置，20世纪为知识分子制造了幻梦，很快又捏碎，循环往复，直到心如死灰。

当格非回溯历史，他发现当今知识分子的困惑，早在历史上就多次浮现，比如他屡屡提及的《金瓶梅》和明中后期社会，那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士人集体困惑、堕落的时代。在格非看来，《金瓶梅》的问题既是明代的，也是现代的，他写了那么多小说，都在回应《金瓶梅》，因为那是他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对《金瓶梅》的推崇更甚于《红楼梦》。

但是，格非在完成“江南三部曲”后，他的创作也出现了某种瓶颈。一个是题材和人物关系的自我重复，一个是叙述语言的知识分子腔。格非写得最传神的人物是知识分子和充满欲望的女性，但在描绘其他人物时，就显得概念、空泛。《月落荒寺》里的楚云，在人物塑造上并不如宜生饱满，她更像一个知识分子想象的女性，投射梦幻和欲望的符号。自始至终，楚云更像知识分子的一个梦、一个情人，她不涉及柴米油盐，没有自己的脾气，她的出现和消失都是功能性的，为小说的情节服务。

《月落荒寺》中的女性大多是被动的、功能性的，缺乏自己内在的张力。比如第32节，楚云去接待一个来自美国的教育团，想起她当年在芝加哥，一个老外和她搭讪，随手搂住她的肩膀，小说写道：“刚到美国的楚云，觉得拒绝人家有点不太礼貌，就怯生生地答应了。那个人将她直接带回了自己的公寓。楚云糊里糊涂地跟他上了床。”楚云在这里完全是被动的，她为什么跟那人回家，为什么上床，她的心态变化是怎样的，在小说中没有交代。仿佛她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交了出去。在完事后，楚云虽感到一点屈辱，但小说对此仅是一笔带过，旋即转入楚云和那人温和的对话。

同样，宜生妻子和加拿大男人之间，妻子也是一个被欲望牵引、模糊不清的符号，妻子具体的心境，在小说中也被隐而不表，我们能看到的，是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叙述，而女性只是充当配角、符号和欲望的化身。

格非写知识分子，更关心他们世俗的一面，精神的崇高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欲望。当现实压垮理想，人被琐碎缠绕，主人公们产生厌世情绪，而稍微能救济他们的是书本和女人，但对这二者的依赖，也在无形中消磨他们。

在格非的小说中，知识和女性是两大叙事动力，也是欲望横生和毁灭的表层原因，女人成为格非小说中典型的喻体，女人越蓬勃，越反衬男性知识分子的空无，女人的介入和离开，成为知识分子在失势以后，对过往的追忆和对现世的嗟叹的触发机关。千禧年后，格非虽然退出了先锋姿态，用更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作，但他的思考仍是先锋的，延续着他在《欲望的旗帜》里的表达：知识分子被三重落差压得喘不过气——理想和现实、过去和现在、欲望和萎靡。

固然，格非对知识分子书写存在反思，早在《隐身衣》和“江南三部曲”里，他就不乏对知识分子自恋的讽刺，对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建构的历史保持怀疑，比如《隐身衣》中，一个做胆机的生意人对教授不吐不快：“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这段话，其实就是格非借人物说话，言说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

在阅读格非的小说时，我想到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在《荒原》中，艾略特借鱼王的遭遇描写了现代人精神的衰弱，当“上帝死了”，西方人面对的是一个道德沦丧、性爱泛滥，可人们又无法找到更高追求的荒凉境况。无独有偶，在那个迷惘的年代，乔伊斯、卡夫卡、伍尔夫等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涉足了现代人这种“荒原”处境，它是在崇高精神被瓦解后，知识人面对琐碎和物质过剩的年代的无所适从。

百年之后，当艾略特已离开人世，知识人的荒原处境却并非消解，反而在第三世界里如幽灵般回荡。中国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大潮后经历的，实则是欧美诸国在20世纪城市化、商品化进程中的回音，但所不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不仅仅是因为商品浪潮的冲刷，它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互联网年代技术革命，还有整个社会对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的信奉，都削弱了知识分子的地位。随之，知识分子不得不从其他角度接纳自己，在一个全新的浪潮中，寻找自己的合适坐标。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而格非的小说，若是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考量，就是对这个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荒原”现象的心灵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