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傅斯年文集》

《傅斯年文集》（全7册），欧阳哲生编，中华书局2017年10月第一版，680.00元

 一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聊城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卒业后，升入本科国文门。1918年与罗家伦等创办《新潮》，呼应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是北大学生代表之一。同年夏毕业，考取山东省官费，先后赴英国、德国留学。1926年秋返国，任教于中山大学。次年，创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开始讨论、研究上古史问题。1928年筹备并正式成立了中国现代第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了直至今天仍是世界著名的文史专业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发刊辞》中，他指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由此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至今仍脍炙人口。“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宣言，更是影响了一代学者，造就了重视史料和实证研究的一代学风。他立志要把科学的正统的东方学由巴黎移至中国。史语所成立以后，组织了殷墟发掘、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以及方言调查。这对现代历史学的确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史语所网罗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如赵元任、李济、李方桂、陈寅恪等，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重镇；它的出版物如集刊、专刊、特刊等，都是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成为现代史学的典范性作品，引领和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他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分的，特别是制度化的历史研究工作的展开；有学者将此概括为“无中生有的志业”，甚为中肯。

他自己的学术专长主要是上古史，发表的《论所谓五等爵》《大东小东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性命古训辨证》等，本着古史“多元起源论”，利用科学考古所得的新史料，以演变的观点对旧有史料进行审查和辩正，直接推动了上古史研究从疑古、释古向重建古史的转变。他的研究成果对古史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在1931年2月18日的日记中曾感慨：“下午孟真来谈古史事，（罗）尔纲也参加。孟真原文中‘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此意最重要。尔纲此时尚不能承受此说。”

傅斯年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五四运动当天的游行，他是总指挥；九一八事变后，他撰写了《东北史纲》，论证东北自古即为中国的一部分，因书中错误而遭到学者批评，研究者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情感压倒了学术规范”；抗战期间，对研究西南民族的学者所指出的民族多元的事实，他认为其结论不利于团结各民族一致抗战，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夷汉是一家；抗战胜利，北大复员，他作为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对曾经在日占时期任职于伪北大者，坚决一概不聘。

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进行过严厉的批评，特别是著文公开批评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致使其先后离职，甚至提出要没收孔、宋家产，被人目为“傅大炮”。因此，研究者称之为“政府不端行为的批判者”，认为他是清流。

傅氏组织能力、办事能力都很强，许多人认为他行事霸道，称之为“学霸”。但我们看他所作的史语所的工作报告，他并不是一个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之辈，十分遵重所务会的投票决定。岑仲勉是他尽了很大的力气延聘至史语所的，岑氏日后工作颇涉及古文字和对音等工作，傅认为岑不具备做这些工作的学术积累，几次诚恳相劝，无果，于是决定要解聘岑；岑得知后，自行辞职离开了史语所。离开之际，傅致信称“大驾行前理应致送若干月薪水”，并说“先生不忮不求，学问之外一无所涉心，足以夙兴，弟优钦慕”。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他致胡适函，讨论候选人提名，集中反映了傅氏以学术为最高原则的品德。他提名张元济，但注明“古本流传，泛言，不能专就《百衲》本言，因此书校勘记并未刊行也”。傅反对提名刘文典、潘光旦：前者，他认为行为不检点，“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后者，他认为“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谱牒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彼以科举之名，证明苏州人天资优越”，同时又强调“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与此相反，考古，他提名了郭沫若（郭最终当选），并未因郭的政治立场而抹煞其学术贡献。陈寅恪是著名史学家，是史语所一组的主任，在德国留学时他们是同学，后又有姻亲关系；抗战时期，傅对陈极为关心，有研究者称“傅氏一生对陈寅恪呵护照顾，无微不至”，但陈受聘广西大学，中研院拟发陈专任研究员薪水时，傅坚决不予同意，可谓公私分明。

1945年7月，他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与黄炎培等一同访问延安，曾与毛泽东单独彻夜会谈，促成了随后举行的国共重庆谈判。离开前，毛泽东为他写了唐人章碣的《焚书坑》条幅。随着国共内战的展开，国民党节节败退，于是在1948年末，他将史语所迁至台湾，次年1月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以脑溢血猝逝于台湾省参议会议场，今年是他逝世70周年。远在美国的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今天下午四点半，宋以忠夫人（应谊）打电话来说，AP报告傅斯年今天死了。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现今作古史的人，很少能比他的‘大胆的假设’与‘小心的求证’了。”逝世一周年，他的骨灰安葬于台大植物园。

二

傅斯年逝世后不久，台湾大学即编集了《傅孟真先生集》，于1952年出版。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了10册《傅斯年选集》，1971年传记文学社重印。1980年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傅斯年全集》。进入新世纪，2011年史语所出版了由王汎森等主编的三大册《傅斯年遗札》（多据档案）。大陆则到了1990年代后期才陆续出版傅氏著作，但篇幅多半较小；大规模出版的傅氏著作，当推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最近欧阳哲生在原湖南教育版的基础上，又作增订，编就《傅斯年文集》，由中华书局于2017年出版。这应该是目前所出收集最多的傅氏论著集了。

目前所出版的成规模的傅氏集，多以分类编排，如联经版《傅斯年全集》除傅氏生前即已正式出版的论著和成型的讲义之外，分为“论证”（单篇学术论文）“序跋”“历史与思想类”“发刊辞”“论学信札”“国内问题”“国际问题”“一般教育”“关于台湾大学之问题”“关于医术问题”“人物评论”“新潮通讯”“一般函札”“杂文”等。

中华版《傅斯年文集》是编年与分类相结合的编集方式。第一卷为早年（1918－1926）作品。第二卷是已刊学术专著及虽未刊却已成型的讲义。第三卷是1927年以后撰写的单篇学术论文和学术序跋。第四卷是傅氏任史语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期间的工作报告。第五卷是1927年以后撰写、发表的有关教育、文化、医学、人物的文章及序跋、诗歌；其中台大校长布告为大宗，几占本卷四分之一。第六卷收录1931年以后傅氏的时评政论。第七卷是信函，末附傅氏年谱简编。各卷或各类文字，均按年编集。全书之末，如果能附一论著索引或论著主题索引，也许会给读者提供更大的查阅便利。

分类，是必要的，但不宜过细过碎。比如信函，很难截然分为学术讨论和一般信函；比如教育类，收入公文的台大校长布告中就会有教育方面的内容。总的来说，我觉得傅集的分类还是太细太碎，读者不易查找。我想，已刊专著或成型讲义为一类，散篇学术论文归为一类，其他如时评政论、教育、文告、工作报告等，可合为一类、按年编集，函电为一类。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将来可以考虑单独编集（《傅斯年遗札》所收大宗即为傅档），末可附主题索引来弥补未作分类的缺憾。书信，最好能在致某某函之后，括注该函主要内容（《竺可桢全集》所收书信即作如此处理，甚便检阅）。中华版第七卷是书信，但与《傅斯年遗札》相比对，可知二书互有“有无”。将来可以将信函单独成书，再作补遗。

全集编“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联经版、湖南版，都称“全集”，其实都不全；中华版较之湖南版，又多有增加，即可说明（具体的增订内容，可见编者的《增订版序言》）。不全，有的是已知而因种种禁忌而不收，有的是已知而漏收，大部分则是存在一个文献不断发掘的过程。同时，还有一个对文献如何处理的问题。具体到傅氏文字，傅斯年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如何编集，就值得认真斟酌。因此，此次中华版易名为“文集”，使之更名副其实，是很妥当的。有些文字有删减，编者作了很好的标识。这就保证了文献的可信度，非常值得肯定。这比在全书凡例中只提一句有删节，而读者完全不知道哪里作了删节要好得多。

当然，编校质量也还有提高空间，比如第四卷收入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下届第一次所务会议》，出席者中有“赵代”（第294页）；我想，这恐怕不是人名，而是指刘復应出席而未到，由赵元任代为投票。第五卷所收《几个教育的理想》，引《老子》，译作白话的一段，似应变字体（第152页）。这样的微瑕，相对这样一部大书来说，实在是可以理解的。

《傅斯年文集》的出版，为我们理解傅斯年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这是较次要的），为我们了解傅斯年的生平、思想、行事提供了可靠的材料（这是较重要的），为学界研究现代中国学术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这是最重要的）。这是要感谢编辑者、出版者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史语所能充分利用傅档等优势，组织编撰《傅斯年年谱长编》（傅成乐所撰《傅孟真先生年谱》实在太过简略了），尽可能多地公布相关档案文献，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提供更为原始、更为丰富的材料。这也是在践行傅斯年所提出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