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芳华生机勃勃

严歌苓的新作《芳华》讲述了一段发生在部队文工团的青春往事，却击中了许多未曾有过军旅生活的人的内心——她的小说自有一种催人内省的力量。

这个发生在部队文工团的故事，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群正值芳华的少男少女们如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一起成长。但此处的“成长”并非单向度的褒义词，而是包裹着懵懂、激情、自私、嫉妒甚至腹黑等等的复杂特质。这复杂与人性的真实等量，只是在军营这个表面看起来本该纯净的地方。因此，这种真实显得尤为耐人寻味。

将文工团作为预设背景，自然少不了会牵扯起一众女兵的人生，但严歌苓最终的笔墨要义却是落在一个外号“雷又锋”的男兵刘峰身上。他那样热情而谦逊，善良而淳朴，永远及时地尽力帮助他人。女兵们一边需要着他，一边却暗自不愿相信他的人格真的如此完美。当刘峰向爱慕已久的女兵林丁丁示爱并试图“触摸”她的“丑事”败露后，大家开始了一场“狂欢”似的批判。但义正辞严、冠冕堂皇的背后是众人在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原来刘峰也有龌龊的一面，也不过如此。就这样，原本荣誉满满的刘峰一夕之间堕入深渊，人生从此反转：被下放，在战场上失去右臂，下海做盗版书的生意，孤独潦倒……

这样的故事，在严歌苓的笔下让人读起来一时不知如何拿捏爱憎。对刘峰同情、敬佩？好像那些幸灾乐祸的心态也曾经在你我心间以某种方式留存过。对那些“忘恩负义”者唾弃、怨憎？又觉自己太过凛然和虚伪。或许正因如此，《芳华》才显得动人。

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曾经写道：“小说是自由主义的，是非指导性和暧昧模棱的，它专注的是人类的行为和动机的复杂性。”我曾暗自揣摩，也许严歌苓下笔时有着自己分明的爱憎，但也明白终究无法左右读者。因为她虽然依托了一个特定的情境，几个具体的人物，要探究的却是最隐秘也最普遍的人性。于是，虽然绝大多数的读者与小说中人的经历并无交集，但这种疏离却提供了更合适的距离，引得每个人都主动去发觉内心那些有意无意被掩埋起来的角落。这正是文学的魅力——忧伤而慷慨，“是呈现个体存在的完美中介，反过来也是描绘群体经验的近乎完美的中介。”（托马斯福·斯特语）

除了刘峰，小说里还有另一个与之构成呼应的人物何小曼。这个人设，初读时几乎觉不出作者的有意着重，然而越往后，她的命运就越和刘峰盘根交错，以至于最后，会惊觉到她跟刘峰有着最要紧的相同特质——被侮辱与被损害。或者说，何小曼的灰暗人生更决绝地显露出一种无妄的悲哀，这种悲哀其实暗藏在包括刘峰在内的许多人的生命历程中，甚至那些曾经不可一世地伤害过刘峰和何小曼的人，也终难逃脱。于是，严歌苓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出于私利的互相揭发，还是对于弱者的嫌弃，似都有着可以被谅解的理由。作者的笔端，带有着温情，不仅是对刘峰和何小曼。这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作者对于人性复杂性的理解，尽管温情之下，难免有着理想化的弊端。

刘峰和何小曼的结局是忧伤的，但也是平静的。而那些当年并不义气，甚至欺侮过他们的人们，终于慢慢认知到人性中的可贵和可恶。用伍德的话来说：“小说或许描绘的是黑暗的世界，但让读者留在光亮之中。”

在军营中度过青春岁月的严歌苓，虽然之前写过多部与这段经历相关的小说，却是第一次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来叙述。这分明带有更浓重的自传性质。但常常就在我们陷落在故事情境中时，严歌苓会出戏地说些诸如“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曼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之类的话。她有意让人无限贴近她笔下的故事，又适时让人葆有反省的距离——我们或许是她笔下的某一个人物，但又都不是。布罗茨基说过，我们都小于“一”个，是的，但“小人物”们的芳华，因为有着刻骨的真实，而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