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野草》是从现实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鲁迅曾说，自己一生的哲学都在《野草》里了。

在他的作品中，《野草》是最特别的存在。既是唯一一部意象独特深晦的散文诗集，却也因此成为解读鲁迅的重要途径之一。

踏上这条重要途径，对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的阎晶明来说，既属偶然，也是必然。

大概从2008年开始，阎晶明有计划地撰写与鲁迅相关的文章，先后出版《鲁迅还在》《鲁迅与陈西滢》《须仰视才见——从五四到鲁迅》等系列鲁迅研究著作，并编选《鲁迅演讲集》《鲁迅箴言新编》等。2017年11月，他参加“纪念《野草》出版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希望《野草》研究能从“诗与哲学”的强调中回到“本事”中来，关注和研究鲁迅创作《野草》的现实背景，“特别是分析和研究《野草》诸篇中留存的本事痕迹即现实主义成分”。没想到这一送给学者们的建议，却成为他本人着手研究的起点。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是阎晶明与鲁迅的一种精神对话。这种对话是努力的、坦诚的、独特的。在丰富的细节和充沛的研究基础上，他以敏锐的视角和审慎的论述，引伸出《野草》周围的各种故事，既是对鲁迅与《野草》精神高度的呼应，同样也是作者生命体验与认知观点的完美交汇。

《野草》的呈现方式犹如野草般疯长着跃动着，然而研究者总想要找出其中的规律和特点。阎晶明一次次地阅读甚至朗读《野草》，用笔记录自己对《野草》的感悟，记录那些隐藏在丰富的信息中的复杂而传奇的故事。

他想，也许这样会更接近《野草》，更接近鲁迅。

然而完成之后，他却觉得，阅读中感受到的，远远大于、多于、深于写在纸面上的。“尽管我自己也知道话已说得实在很多了。面对《野草》和阐释《野草》之间，有时也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应该把《野草》中类似于“本事”的、创作《野草》的现实根源挖掘出来。

中华读书报：写《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看得出来您的姿态是谦虚的、平和的、探讨的，但是也有时候，是严肃的不容辩驳的。比如指出《死火》指鲁迅许广平二人爱情的误识。比如日本学者秋吉收关于《野草》的论述——这篇《余论：必须要做的辨正》写得扎实有力，证据确凿，逻辑严密，很有分量。

阎晶明：对于作品的理解完全是开放的，你自己做的事情也是开放的一部分，谁都不是终结者。但是在开放的理解中，也有准确性的问题，也有态度上的诚意问题。

为了完成对《野草》的梳理和理解，我阅读了大量中外学者关于《野草》的研究成果，也注意到日本学者秋吉收关于《野草》的论述，他把鲁迅创作《野草》说成是受了同一时期一位诗人的影响才得以完成，而且把鲁迅针对此事的心态，竭力往敏感、阴暗处推论，让人读之不悦。对作品的含义的理解可以商榷，但基本事实必须澄清。对于《野草》书名的来由，《野草》是否受到同时代青年作家徐玉诺同类作品的影响，讨论过程中的一些结论伤害度极强，会对鲁迅形象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造成复杂影响，澄清非常必要。我认为我的理据是很充分的。

中华读书报：您以“箭正离弦”概括对《野草》的集中解读，为

什么？

阎晶明：《野草》虽然是散文诗，比较晦涩，难懂，表达的是鲁迅的哲学观，但其实它们与鲁迅所生活的环境、周围的人际关系、现实生活带来的内心冲击和感受密切关联。我想，应该把《野草》中类似于“本事”的、创作《野草》的现实根源挖掘出来。

“箭正离弦”是我生造的词，但我以为这个词能表达我要表达的意思。不是箭在弦上，也不是离弦之箭。“箭正离弦”是对《野草》营造的氛围、情感的起伏以及鲁迅思想的玄妙、精微所做的概括。“箭正离弦”是一种状态，它已开弓，无法收回，但它的速度、方向、目标并未完全显现。它比箭在弦上更有动感，比离弦之箭更加紧张。《野草》里的情境，一个接一个的相遇、对峙、告别，各色人物的内心涌动，仿佛就是正在离弦的箭，让人紧张、期待，也有许多不解、迷惑。鲁迅的文字，《野草》的语言，那种张力有如弓、弦、箭的配合，力量、精细、速度，茫远，读的时候总被深深地吸引，放下又很难认定已经清晰掌握。这是它的魅力，也是它引来阎无晶数明阐

释的原因。

中华读书报：关于《野草》的解读，相关著作很多，您所理解的《野草》有何独特性？

阎晶明：把《野草》里的24篇文章逐篇分析，对其背景、含义、主题、艺术特点进行总结，这些都有意义，但我以为缺少整体观照。鲁迅是如何把它从本事升华、转折、发生变形、变异成为《野草》的，在我看来，必须有一个整体观。我强调本事的升华，强调它们是从现实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希望在二者之间找出关联。

中华读书报：您是如何理解“本事”的？

阎晶明：我的出发点是关于《野草》的“本事”，所以在第一章里分五个方面分析《野草》的现实根源。《野草》除了“题辞”，都写于1924－1926年鲁迅位于北京宫门口居所的“老虎尾巴”。北京的环境自然会带到他的作品中，包括第一篇《秋夜》就是写在他的居所看到的景观；然后是他的故乡绍兴在《野草》里的存在，比如《好的故事》就是写绍兴的自然景观；再比如鲁迅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在《野草》中的存在；此外，鲁迅生活中的一些物品、器皿、物件在《野草》里也随处可见。这些对鲁迅的写作起到或大或小的作用；最后，古今中外的诗文典籍在《野草》中的散布，比如《公羊传》《雁门集》《四愁诗》《圣经》，裴多菲、托尔斯泰，陶渊明……这些元素，我以为应该从写作源起上加以研究和强调。《野草》里不光有“本事”，还有这些“本事”如何升华为诗人与哲学，成为更为深奥的思想以及复杂的情感，鲁迅是怎样在此基础之上用独特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的。这是《野草》之所以成为《野草》的重要原因。

中华读书报：的确，关于天空、枣树、月亮、星星……后人附加了很多寓意，您的观点是，“这是鲁迅眼里呈现的景观，是对秋夜的一次浑然天成的景观描写。它很浪漫、也颇具象征，但它同时也是，甚至首先是一种写实。”您更强调的是作者的本意和这些阐释之间的“空白地带”？

阎晶明：在我的理想中，既不要掉到琐碎的、考据式的繁琐的探讨中，但又不能不顾及这些，只说作品表达的哲学思想。我觉得有个中间地带，就是一个结合体，所有这些有现实依据，但不是写实，鲁迅将它们艺术地升华到很高境界，好像离开地面，但深读的话会发现是和地面相联系的。就如同野草一样，是在地面上生长，而不是在空中花园里。我的整体基调是，寻找既是浪漫的又是现实的，既是象征的又是写实的诸种元素结合的过程，以及在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变形的方式使它得到升华，变成有象征色彩的散文诗的特殊形态。

中华读书报：这种认识也和您对作品不断的深入阅读有关吧？

阎晶明：我认为把一篇作品和一个具体事件紧密地联系起来，容易形成一个话题，比较独

特；或者说完全切开二者的联系也容易写得高深。这两种情况都有应该纠正的地方。比如有学者认为，作品隐晦地传递了鲁迅对许广平的感情，因为有许广平，才有了《野草》。这个话题其实历来都有讨论。我认为，这种联系是有必要的，但认为《野草》本身或绝大部分文章的出发点或原由是因为许广平，则属于过度阐释。

我认为“梦七篇”是跟许广平有关系的。因为从写作时间表上，它们正好与《两地书》的写作时间重合。非常巧合的是，之前都是师生之间探讨社会问题、学习、教育问题。《两地书》北京部分的最后一封信，鲁迅表达了对许广平的爱意。我理解为，他们已确定了两个人的特殊关系。

《野草》里复杂的情绪，首先给人的感觉比较隐晦，用鲁迅的话说比较“黑暗”。要想理解黑暗下的光明和隐晦下的热情，不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就是，不愿意把自己悲观的、绝望的、黑暗的情绪传递给青年。他用各种方式来规避。《野草》里面有七篇都是以“我梦见自己”开头，鲁迅选择以“梦”的方式作为作品的外在“封套”，就是想表达一种不把黑暗情绪带给青年人、特别是许广平的愿望。但是，不能把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当成产生全部《野草》的根源。

我在书中也讲了周作人、朱安对《野草》的影响，看上去并没有直接作用，但那时他和周作人兄弟失和，朱安拒绝回绍兴老家，这对鲁迅的刺激和影响非常大。不能说谁影响了哪一篇，不能说哪一篇是写谁的，但影响了他感受的复杂。如果掉到考据里，就过度繁琐了。

中华读书报：您愿意怎样概括这种写作姿态？

阎晶明：从态度上说，必须非常严肃、严谨，努力没有硬伤，提出任何观点、说法，要有资料依据，必须可信，不能变成天马行空的过度阐释。

中华读书报：您写得很专业，很学术，但是在阅读的时候并不觉得有障碍。相反，非常引人入胜。您在这部作品中追求怎样的文风？

阎晶明：这本书是介于论文和学术随笔之间的写作方式。写的过程中，资料准备是大量的，我利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没有采取脚注、尾注，这样不利于阅读，对写作本身也造成一些障碍，我还是愿意把引文融入写作中，但凡引文都有出处。所有的参考书在后面列了将近四十种。报刊上的引用更多，每一个引文都要说明这是谁的、在哪里发表。这本书不是学术著作，不是那么规范，我有意这么做，这样有助于把我的个人体验流畅地传达出来。从文风上来说，尽量追求非学术化的文体，避免掉书袋。我希望把学术研究和个人阅读体验结合起来，也希望把学术资

料的整理和利用与个人观点的梳理之间对接起来。

有必要从哲学根源上理解《野草》，寻找它的源头。

中华读书报：能感受到您的写作带着对作家的体贴。所以这部书，让人觉得亲近，表达方式也更容易让读者接受、认同。您的案头功夫特别扎实，这种文本的细读，在当下似乎也不多见。

阎晶明：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仍然不停地精读、细读《野草》，甚至朗读。读的过程中对《野草》的体会不断地加深，哪怕还没找到学术的源头，但是要保持对作品的感觉。不是写对文章的欣赏，要把所有的根据、根源、资源找出来，这样的话，实际上随时在做两部分工作。就像写当代文学评论一样，既要考虑思潮，更要考虑作家本人的写作，这也是从事当代文学评论养成的习惯。对我来说，鲁迅的作品像当代作家的作品一样，在不断重读中，把新的阅读体验带进去，又要把学术的、文学史的资源结合起来，所以形成目前的状态——未见得比别人的好，只是说自己愿意这样做。

中华读书报：写作中很多内容信手拈来非常真实，比如在写到某一段的时候正看到吴冠中的视频短片，借此谈到抽象和具象的结合；谈到《风筝》引用马克思致卢格的信。尤其是《世界末的果汁》一节，谈到《野草》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更能看出您对古今中外文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熟悉。

阎晶明：有一些也是引用。比如谈到《野草》受外国文学影响的部分，早有别的学者指了出来。有些在鲁迅文章里也有引子，我无非在此基础上，看看鲁迅的创造性转化。鲁迅的《野草》里有一篇文章《求乞者》，这里既有现实的依据，又有从屠格涅夫那里的借鉴。只是鲁迅的《求乞者》更哲学，更复杂，带入感更强。在极短的篇幅里，他把和不同的乞丐的相遇——对峙——告别三种状态都写到了，还描述了不止一种求乞套路。他更设想，自己如果是乞丐，会怎样求乞。那就是“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当然“我”也知道，最后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能是“虚无”，然而这或许正是“我”所要的。

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故事也有现实依据。《箭正离弦》写完后我才看到一篇青年画家司徒乔回忆鲁迅的文章，里面谈到一个话题：20世纪20年代，他在北京街头为一个乞丐画画，那当然是会给乞丐一点回报的。结果一群乞丐涌了上来，最后挤得他手都伸不出来。鲁迅的《求乞者》是写于同时期的，可以想象，他一样总会在现实中看到这种场景。所以他写

《求乞者》绝不只是因为受到了屠格涅夫同样题材的启发。他的写作来源不是单向的，有他读了外国作品产生的联想，也有因现实环境生发的内心体验。这种例子，在《野草》里还有例证。

中华读书报：我阅读的感觉是，您和鲁迅之间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平等对话。得出“《野草》确实是诗与哲学高度的凝练和升华的结果”的结论，首先您自己要有诗与哲学的高度。

阎晶明：不敢这么说。有必要从哲学根源上理解《野草》，寻找它的源头。比如存在主义的根源。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在《野草》中出现，但他绝对影响了鲁迅，包括尼采、克尔凯郭尔……这些人的写作、哲学观，应该说对鲁迅影响非常深远。《野草》和存在主义之间有很深的联系。鲁迅对存在主义的介绍在中国是最早的。他在文言论文里就介绍了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也恰巧我对存在主义哲学比较关注。但是鲁迅不是模仿谁。存在主义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哲学家个人的深度体验的诗性表达。这种方式本身就和鲁迅特别接近。鲁迅对这样一种表达是非常认同的，而《野草》就是他这种表达的集大成。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他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个人理解的诠释。比存在主义哲学家更难得的是，鲁迅不是在书斋里想象，他还是实践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包括书里写到的两篇《复仇》，模子其实是《圣经》里的故事，鲁迅借以一点加以强化，这个过程是怎么转化的，这才是研究《野草》应该注意的东西。所以不要怕没有根源，关键是看在根源的基础上有没有创新，能不能掌控这个根源。

中华读书报：您在写作中，对于鲁迅所具有的知识结构，都有相应的体悟，很想了解您的知识谱系，是不是根据鲁迅的知识结构发散？他所关注、所了解、所提到的作品，您都要进行翻阅进行掌握？按图索骥去阅读？

阎晶明：我只是把《野草》研究里涉及到文化典籍、诗文书刊整合在一起，比如《我的失恋》是从哪儿来的，比如《好的故事》里谈到的《初学记》，你只需要了解是本什么书就可以——鲁迅之所以在《好的故事》里写《初学记》。实际上这种书在他看来是很无聊的，所以他看着看着就昏昏欲睡，朦胧中想起了家乡的好山好水，醒来后手里还拿着那本书。书变成了道具，也有一点隐喻，在浅梦中看到的“好的故事”和现实是完全相反的状态。

“按图索骥”当然也有。比如鲁迅提到的浅草社、沉钟社，还是要去了解怎么回事，代表人物等等。比如《腊叶》里写的《雁门集》，现在我们知道鲁迅购书的单子里，其实没有这本书。为什么要提这本书呢？鲁迅自己说，重要的是“腊叶”，至于《雁门集》是“无关宏旨”的，也就是无所谓的。但是也有人一定要搞清楚，且认为这样写还是有用意的，因为《雁门集》的作者萨都剌是出生自山西代县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的含义和男女之间的情谊有关，《腊叶》的写作其实和许广平有关系，类似于结亲。但这样的考证怎么完善，是否还有旁证，则是可能做实的必须前提。

鲁迅对所有人和事的批评和指正，是把它们变成文学性、符号化、象征性的对象。

中华读书报：第三章写《野草》的传播史，故事性很强，是不是可以说首次集中地探讨了《野草》的发表、出版和翻译？

阎晶明：关于《野草》的发表、出版，有很多可以写的故事。我不是做版本的探讨，最主要的是梳理《野草》的流变，把那些流变讲清楚，本身也很有意义，对于理解《野草》也很有帮助。我尽自己所能探讨了《野草》的历史，更充分地表达了我写作的初衷。

《野草》的发表和出版对鲁迅来说影响很大。那个时候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但是，《野草》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语丝》发表的。这时期《语丝》的实际主编是周作人，所以虽然两人不再见面，但还保持着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周作人对《野草》的态度，我在书中也给予了关注。《野草》出版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曲折的经历，包括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之间的关系——尽管李小峰因为版税拖欠原因，二人几乎对簿公堂，但此后鲁迅仍把作品的出版权交给李小峰，是因为他看到李小峰身上有难得的要做事的“傻气”。这在中国是很缺少的。从这一点也能看出鲁迅对青年的态度。

中华读书报：《野草》翻译中有很多难点，您在关注这些翻译的过程中有什么发现么？

阎晶明：理解难度极大的《野草》，在海外鲁迅研究界，比如日本、欧美鲁迅研究者中，却是论说的重点。这一点耐人寻味。

鲁迅在世时有机会使《野草》变成英文著作，因为战争的原因，英文书稿在战火中烧了。但是鲁迅为翻译者所写的序言，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是来自作者最珍贵、最完善的资料。在这篇序言里，鲁迅把最重要的几篇文章写作原由做了说明。这也是《野草》传播史中非常有传奇色彩的。

翻译的确很难，即使是大师翻译的，比如“空虚”“虚空”“虚无”“虚妄”这几个概念到底怎么区分，在鲁迅的《野草》里，还是有不太相同的含义，可是要变成英文，最后可能变成类似于“一无所有”的概念。这是翻译本身的难度，只能用普泛的概念去表达，很难和鲁迅的原意完全吻合。

中华读书报：这部作品，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

阎晶明：非常重要。这是我第一次对鲁迅的一部作品集进行集中梳理。《野草》是鲁迅作品中特殊的一部，但也和其他作品有内在关联，和鲁迅的思想情感、知识结构有内在关联。《野草》虽然很小，也短，但是其复杂性、多样性、不确定性是最强的，为了相对把握对作品的理解，我买了很多书，也去实地考察，随着阅读的体验、观察的深入，对于理解鲁迅、包括对写文章的方法，有了更多的感悟。这次写作对我来说，是收获最大的，集中读了几十本书，梳理出有关《野草》最有价值的、最需要辩正的部分。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认为鲁迅杂文至今仍有现实针对性和内在活力的原因是什么？

阎晶明：很复杂。鲁迅所指出的问题都有现实根据，但讨论的指向并不限于是具体的人和事，他总是寻找背后的原因，有时候是国民性，有时候更为复杂。他对所有人和事的批评和指正，都不是拘泥于琐碎的关联或对错，而是把它们变成文学性、符号化、象征性的对象。主题、思想也因此具有长久存在的价值，指向也更多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