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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回望,连伤痕都值得抚摸和怀念

故事从父亲的葬礼开始。“我”是父亲的长女,是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我”的两个哥哥高大俊朗、玉树临风,侄子侄女们个个漂亮出众。我们“以成规模的体面”,接待四面八方前来吊唁的宾朋,拓宽父亲死亡的高度和宽度。与“我”站成一排、举止粗鲁的乡村妇女,与体面的周家人格格不入,却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父亲真正意义上的长女……

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讲述了一位父亲在追求进步中建立了两个家庭,而他和他的子女们几十年陷入各自的人生和人性困境中。半个多世纪后,父亲从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悄然落幕。但他留下的两个家庭,和在这场困局中缠斗不休的妻子和儿女们,却无法走出漫长的阴影。

这样的故事,在过往的家族叙事中并不鲜见。但邵丽将寻根文学、家族文学的写作延续到作者本人以及下一代身上的写法,是一种新鲜的尝试。作者用一种超然的智慧、对人生的把握和领悟,把人世间的痛苦煎熬贯穿了起来。《金枝》不仅写历史,也写现实,它因关注几代人的人性成长而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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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邵丽来说,写一写家族这些事,早已是个念想。

一次采风的路途中,她接了孩子的一个电话。可能是声音和肢体语言太夸张了,让旁边的一个同行看得目瞪口呆。于是她便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说是家里的事儿。谁知对方打破砂锅问到底,也极有可能是她自己想说,于是一路上她就聊起家族的事情来。同行听了之后,半天没吱声。车程快结束时,他认真地对邵丽说,这是一个好小说,如果写出来,对上辈人和下辈人都是个启示。

其实这也一直是邵丽的一块“心病”——父母亲和上一代老人都逐个老去,若不把他们写出来,一切都将消失殆尽。只是内心涌动的情感越多,越找不到合适的点。

直到去年疫情期间,邵丽先是用了两个月写出了《黄河故事》,给了《人民文学》。想不到《收获》的责编吴越看了非常喜欢,遗憾不止。邵丽就承诺说反正这些日子有时间,可以再写一个。原本是想写个中篇,写到十万字没收住,索性写到了十五万字,就是这本《金枝》。“金枝玉叶,可不是每个家族的梦想?只是没有那么多人把它写出来。这不是个秘密,更谈不上家族秘史。”邵丽说。

现实中这样的家庭不少。书中的父亲,与他那代人中的许多人有着相似的经历。“看完这部小说,我的另一个责编和闺蜜与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她的父亲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个地方作协的领导。她说,你写得太让我震惊了!写的分明就是我们家,是我父亲与他前妻和儿子的故事。书出来之后,又有一个年轻的女市长给我打电话,说‘你写的就是我姥爷,我姥爷是个南下干部,我姥姥就是那个穗子’。”邵丽说。

《金枝》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一部分以自己的成长为主线,是站在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父亲和自己的关系,是以“孤单”“恐惧”“仇恨”为主基调;另一部分是建立在对生活的体察之上的,是体验、记录之后,对中国现代家庭的反思。这一部分建立在爱与自省之上,是作者被生活不断刺痛之后又不断成长和升华的写照。

《金枝》中的核心人物、也是主要叙述者“我”周语同,曾是父亲的宠儿,但在特殊时代犯了错,差点害了父亲,因此失宠、长期遭到漠视。但“我”在成年以后,反而承担起了整个家族的使命,尤其是对后代,对侄子侄女的悉心栽培,不惜代价,各种帮扶。“我”对侄女周小语寄予厚望,把为她画的肖像命名为《金枝玉叶》。不过,“出生高贵”的周小语反而从自己的阶层掉了下去,失去了她的尊贵。而“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周栓妮呢?土里生、土里长,没有读过书,可她的孩子却个个有模有样,都成了阶层上升的榜样。二者放在一起,共同完美地诠释了周家的繁荣和发展,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邵丽说,开始写《金枝》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候,生活还很困苦,导致我没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所以,我成人以后,一心想的就是让家族的后代能功成名就。我确实渴望我的孩子们能够成为我想象当中的金枝玉叶,不再受到父母的忽略,不再受到任何歧视,生活在非常完美的一种状态当中。”

“事实上,我感受到的漠视,我的兄弟姐妹同样也感受到了,并且认为他们才是最受委屈的一个。但是,作为一个作者,我必须有我自己的视角。我所写的就是我体会到的感受。包括我写《黄河故事》也一样,强调的是,在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孩子,反而后来会成为最强大、最有担当的一个。甚至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我会怀揣着一种‘报复心’,就是你当年是怎么对我的?我又是怎样对你的?至少在我的作品中,我是这样来处理的。”

邵丽为这部作品最初拟定的书名是《阶级》,意思是我们如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努力向我们所希望的生活靠近的过程。“特别是父亲先后有过两任妻子,留下了两个家庭。我们代表城市这一支,穗子代表的是乡村那一支。几十年来,两个家庭不停地斗争,就像站在各自的台阶上,互相牵制着上升的脚步。但因为这个意思不容易被理解到,后来在《收获》主编程永新的建议下,才改为了《金枝》。”邵丽说。

02

邵丽的语言是直抒胸臆的,颇有几分快意恩仇的特点。在她的观念里,写作是一种“对倾诉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生活的记录。当然,作品是加工过的生活,但其生动的描述令人不得不相信这就是生活本身。

《金枝》中,父亲的原配穗子,是和朱安有共同之处的人,在时代中一般是一个消沉的、一事无成的形象。但邵丽为穗子这个人物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安排她的孩子们都有了更大的成就。邵丽表示,河南很多地方都是革命老区,在老区这样的事例真不鲜见。她想塑造的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那种韧性。

“我写的基本是原型人物,真事虚写。老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男人多,穗子还算是幸运的,有的女人怀上孩子就再也没见过丈夫,一个人带着遗腹子支撑了一辈子,我们老家那地方称其为寡妇熬儿。我所熟悉的一个领导干部,祖母生下遗腹子,一辈子守寡,一个人把他父亲拉扯大,开枝散叶生了一大群孙子孙女,几乎个个成才。”

相比原配穗子,母亲朱珠的形象似乎单薄了些,只是善良和忍耐,都是女儿周语同充当“恶人”去与穗子母女做斗争。在写母亲时,是否有所顾忌而不忍下手?邵丽说,恰恰相反,她写母亲是最用力的。

“如果单薄的话,那是我的笔力不济,或者说,是我们很难看懂她。我最近在写关于《金瓶梅》的评论,我觉得吴月娘这个人不得了,她以不变应万变。她看到的不是一时一地之得失,而是全局和结局。她活得一点也不精彩,但就是笃定。我觉得完全可以站在这个角度看待书中的母亲,她可能压根就没有怨怼过。中国式的母亲大多是隐忍的,她们承受所有人生的份额,好的和不好的。母亲就是这样的母亲,她宽阔得像一个大平原,又微弱到做我们的母亲都做得孜孜矻矻。如果家族是一本厚重的书,母亲在书中只是一个影子,无所不在,却又若隐若现。她没有精彩的故事,也没有坚不可摧的原则。她不为玉碎宁为瓦全,她的所有智慧、能力和温情只够默默维系着一个家。朱珠是家庭的定心丸,亦是一本无字的书。”

《金枝》写得很顺,半年就完成了,但邵丽自觉“谋划得不到位”,写得有些仓促。她说,如果重新写这个故事,应该给穗子发言的机会。“穗子是一个反复被生活碾压的人,是一个真正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但又是一个横亘在父母和我、栓妮中间的一个矛盾制造者。她怎么考量自己的人生?她到底想得到什么?我们无从知道。她是一个狠角色,也是一个被大而化之的角色。”

不过,她对《金枝》并没有修改扩充的计划。因为写过的东西,很难再沉进去。写出来,那已经是别人的故事,写过了就过了。但她会另起炉灶,从另一个方向重新进入。

03

邵丽生于1965年,与李洱、艾伟等差不多是同龄人,都属于最后一代具有革命历史经验的作家,而《金枝》和李洱的《花腔》、艾伟的《风和日丽》一样,也都涉及对革命经验尤其是革命者私人生活的书写。不过,邵丽之于那段历史有着更为切近的体验。“我的家族更可以贴上‘革命家族’的标签,因此家族史在更大程度上也是革命史。但处理类似题材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很难从个人感情上超拔出来看待当时的历史。说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好,说是理论的储备不足也好,反正我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情感往往把思想给淹没了。”邵丽说。

在评论家潘凯雄看来,邵丽只是在借“我”之口讲述一个家族的家长里短,几乎没有正面书写时代、环境这些社会的、历史的元素,但它们却无声无息地存在于作品的不同角落,为每个人物的行为与心理提供强大的内在逻辑。与其说《金枝》是一部有特色的家族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充盈着丰满的“精神的气候”的现实主义佳作。

近年来,邵丽写了很多父母题材的小说,从《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一直到眼下的《金枝》,长中短篇皆有。有人说,她在“审父”。对此,邵丽并不否认——“就算是吧!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如果不从我这里开始,将来谁会对孩子们讲一讲他们的先辈?莫非所谓的先辈,就剩一个名字和牌位吗?饶是如此,先辈的过去,就是我的今后。我不忍心。那一代人平凡而又奇崛的人生,不能似孩子口中的口香糖,嚼一阵子就给吐了。”

责任编辑: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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