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故事”中的国家大历史

《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陈春声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1990年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更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时至今日，“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已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共识。

这一学术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南地区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陈春声教授《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便是作者近三十年来对韩江中下游地域社会长期调查与研究的成果。该书围绕传统中国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这一核心议题，论述了宋元至近代韩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变迁过程，揭示了这一时段中国整体历史演进的若干侧面与相关机制。

一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作者介绍了韩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历史发展概况，提出了关于“区域”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观念与学术追求。社会史研究兴起以来，“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贯通”的研究理念中，“上”与“下”的关系在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上层与基层的关系。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无疑在其中添加了一个重要维度，即地方的观念。“上”与“下”并非仅是国家与基层社会，更重要的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作为区域的地方，是不同群体共同生产生活与创造历史的场域，也是国家整体历史的重要部分与具体呈现。这就赋予了“下”以实实在在的时空内涵。该书对此进行的系统总结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与理论价值。

在对“区域”的深刻理解下，作者展开了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具体论述。第二章《明中叶以前的信仰、族群与社会秩序》，通过三位神祗信仰的“标准化”与地方化、沿海卫所的设立与演变、不同族群生存状态与官府的关系，呈现了韩江中下游地区自宋元至明代中叶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第三章《从“倭乱”到“迁海”》，围绕明代中期以后到清初地方社会动荡下的“民”“盗”身份、地方文献编修中士绅重新解释地方历史、“正统”神明地方化与聚落形态变化等问题，揭示了明末清初整体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军事化过程，及王朝教化与地域社会之间契合的互动过程。第四章《宗族、庙宇与地方商业化》，通过17世后期以后地方社会宗族的建构与整合、海上贸易网络与地方神庙系统的演变等历史过程，分析了清代前中期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互动中，韩江中下游地区社会权力结构、组织形态和思想观念的重要变化。第五章《“侨乡”的形成：以近代城市为中心》，以近代新兴城市汕头为中心，从华侨慈善事业的发展、信仰的普及、环南中国海华侨社会网络与侨批业运行机制、汕头城市发展中“客家”的形成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近代以后韩江中下游地区“侨乡”社会的形成与特性。

不难发现，通过四个章节的具体论述，作者将韩江中下游地区人群互动的社会空间结构，还原成宋元至明中叶、明末清初、清代前中期、近代以后四个阶段的历史过程。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脉络也在此过程中得以清晰呈现。全书论述中，时刻显现的信仰、制度、礼法、人群互动等相互连接，不仅构建起共时性的区域社会整体性认识，也贯通成绵延千年的社会变迁内在机制与发展脉络。具体来看，在地方开发与王朝“开化”、社会动乱与重新整合、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重大转型的不同阶段，韩江中下游地区不同人群面对各种时代与地域问题，借用地方传统与国家资源融入统一王朝国家，经历了地方社会正统化、军事化、商业化与国际化的历程，国家整体的历史也在这结构与变迁中具体表达出来。

第六章是结语。作者结合韩江中下游地区的历史，从天下、朝廷、官府和礼法四个层面，将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从不同层次与面向进行分析，总结了地方社会利用国家政治和军事力量、典章制度、正统性与合法性等资源，依靠读书人与士绅阶层这一关键性中介，融合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与地方社会传统，完成区域自身社会变迁与纳入大一统中国的复杂历程，提出了“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实际上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的巨大时空差异为前提的”重要结论。依据区域社会的实际生活经验，作者进一步提出“文教”在地方社会中的深刻影响。最后，作者将韩江中下游区域历史的研究视野拓展至环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与人群，并将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价值引向当下与未来。

二

正如作者一再强调的，“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地，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全书明显地体现了区域社会史研究整体史的追求：一是在国家典章制度与整体发展历史的视野下，把握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揭示区域社会变迁的结构过程，形成对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整体认识；二是通过区域社会变迁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的揭示，深入理解与展现国家整体的历史。

作者呈现出的韩江中下游地域社会变迁，让人感到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作者通过大量田野调查与民间文献讲述的地方故事及其中的人物与地点。熟悉的是作者呈现出来的区域社会内在机制及其反映的中国历史整体面貌。从地方开发与国家制度、教化推行而形成的地方社会秩序，到动乱当中的社会秩序重建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更迭，再到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这些“地方故事”不正是全国各地不同区域所发生的共同故事？ 只是，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面临着不同的地域与时代问题，因而有其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共同故事的“内在一致性”之下，又存在着“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的巨大时空差异”。这种陌生与熟悉，也正表明该项成果在整体史追求上的成功之处——深入区域而又超越区域。

在此意义上，该书也为区域社会的比较与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笔者致力于北方地区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阅读过程中注意到书中提到三处与山西的联系：一、三山国王信仰的正统性一部分来自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亲征太原灭北汉的两次“显灵”；二、双忠公信仰的其中一位忠义将领张巡祖籍在今山西省芮城县；三、清代樟林乡直接由官员出面兴建或参与建设的庙宇之一是关帝庙，该庙也是乡绅与官员议事地方之一，其所信奉的关羽祖籍、祖庙正在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

这些蛛丝马迹显示了传统中国南端与北端两个区域间的某种互动。“五代十国”时期，占据今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北汉是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地方政权，也是最后一个被宋朝征服的地方政权。韩江中下游地区的士绅利用中原王朝国家皇帝亲征北汉显灵的“故事”，在同样曾为地方政权控制地带建立起地方信仰的正统性。发生在山西的传说“故事”，成为韩江中下游地区的正统话语。张巡与关羽表现出来的忠义精神，体现了山西西南部作为中原核心地带之一是国家正统话语与精神象征的重要来源地。在韩江中下游地区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些精神象征被地方士绅与国家加以利用，成为凝聚地方与国家教化的工具。由此，生长于山西的历史人物不仅被本地人所记忆，也成为韩江中下游地区的神灵。可见，通过统一国家的整合，不同区域社会在国家机制下被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韩江中下游地区这三个与山西相关的信息，引起了笔者的直接联想。那么，全书在族群互动、地方商业网络以及庙宇祭祀系统演变等方面的论述，则让人看到了南北区域社会更为深层的共通与联系。例如，山西历史上族群之间的互动与融合非常频繁。又如明清时期山西发展出的票号汇兑业，也与该书论述的侨批汇兑有着诸多共同点。此外，笔者曾对山西中部晋水流域36村的水神祭祀系统进行研究，其展现的祭祀方式、地方社会借助神庙维护权利以及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更迭等，与樟林乡的庙宇系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这些，都让人不禁再次思考，山西区域社会或其他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与运行机制是什么？ 如何进行把握？ 这些思考已然溢出《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一书的讨论范围，但此书提供的研究范式与区域参照，正是这部力作的光辉之处，则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