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引》,庞贝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玛格丽特在《记忆的伦理》曾提出过一系列的问题:人们是否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件?是否存在记忆的伦理?存在的话,人们又该以什么方式来记忆?这些问题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几乎无从回避。在阅读庞贝的长篇小说《乌江引》时,我就时常感到它蕴含着对上述问题的关切。
《乌江引》的叙事主线,和以下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在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曾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敌台信号,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所有密码情报,为红军在长征中一次次地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给《乌江引》作一个简单的归纳,我想到以下的说法:历史深处的求真。这是因为,一方面,《乌江引》中所写到的“破译三杰”,也包括当时的很多革命志士,之所以在那个年代投身革命运动,正是基于对历史和时代趋势的认识,从而开始个人的求真之旅。另一方面,庞贝写作这部作品,也正是为了在历史深处求真。长征路上情报破译的这段历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庞贝因为曾在那个系统工作过,接触到不少一手资料,更为“破译三杰”等人的革命精神、信念所深受触动,由此而萌发了写作《乌江引》的想法并付诸行动。虽然在今天,这段秘史已有了言说的空间,但是要真实地呈现当时的革命历史情景,又让这样的书写具有艺术性——既有历史之真也有艺术之真,依然非常不容易。
庞贝不得不在历史深处艰难地求真。他在《乌江引》中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以下几点,我觉得很值得注意。
首先是《乌江引》的结构和写法。整部作品分为“速写”和“侧影”两大部分,前者主要是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记,后者则是今人对这段秘史的艰难寻访。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庞贝以“速写”作为主要的方法:无论是记人还是记事,多是采用“速写”式的、粗线条的写法,又务求传神。“速写”部分在结构和表述上都是以非虚构的表现手法为主,力求客观准确。“速写”部分甚至很少使用语气助词,异常简洁,有含蓄之美。而这一结构和写法的选取,则是出于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自觉和语言自觉。
另外,《乌江引》是有史诗色彩的。通常说到史诗型的写作,很多人会认为,这样的作品需要有巨大的叙事体量。仿佛只有如此,才称得上是史诗。大概是出于这样的思考,在近年具有史诗追求的作品中,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作品的篇幅很长成为常见的现象。对于有的题材而言,一定的叙事长度确实是有必要的。然而,也有一些作品中,篇幅之长是通过注水的形式来达成的。在这样的语境中,《乌江引》在叙事上的慎重与简约,让我觉得特别可贵。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具有史诗色彩的历史题材,庞贝仅仅用了十七万字左右的篇幅予以表现。这也说明了一点,认为史诗型写作必须无限度地拉长篇幅,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相应地,我再次想到求真的问题:求真的写作,它必定是诚恳的——对历史的诚恳,对题材的诚恳,对艺术的诚恳,还有对作家自我和读者的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