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行》，聂震宁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生行”，当聂震宁写下这个书名时，他已经阔别写作三十年了，但这三个字一直深藏于他的内心之中，等待喷薄的那一天。去年，36万字的长篇小说《书生行》出版，这曲“书生的行歌”如水般流泻，一群充满真挚的理想情怀的教育者形象跃然纸上。
一切的缘起，始于聂震宁的中学记忆，他始终记得那里的老师们，对于他而言，这份记忆称得上刻骨铭心。而真正的契机，是2021年他回到母校参加90年校庆。半个多世纪过去，许多老师已经故去，他只见到了一对教化学的老师伉俪，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从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被分配至广西山区的这所县级中学，后来结为夫妇。当他向两位老师问好时，男老师对女老师说“这是聂震宁”，女老师已经认不出他，只能微笑点头。聂震宁心上涌出一阵难过，想到当年的许多老师已经离世，想要报答师恩时已无从报答，他决定，要为老师们写一首赞美诗。
“我的老师们在艰难的时代，对待自己的职守没有任何懈怠，一直认真地教学，他们对我的影响力是实实在在的。”小说封面上的英文书名，设计者开始标注了“The Path Of Scholar”（学者的路），聂震宁请他们修改成“A Hymn To Teachers”（教师的赞美诗），唯有真情地赞美，才是铭记师恩最好的方式。为此，他进行了写实的创作，作家王蒙说《书生行》是一部“诚恳的谆谆教育小说，如实的全文现实主义，纯朴善良的历史主义”，确然如此。聂震宁没有在书中过多地抒情，也并不想要体现多大的哲理，他的诉求是“把小说写得更本色一些”，他将自己沉浸在整个小说的写作中，按照写实主义的路径，写得朴素而又真实。
《书生行》从男主人公秦子岩辞去北师大教职回到广西山区的“沂山一中”开始，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在几天时间内听了许多老师的教学课，这是聂震宁的一个重要设计，他要以这一情节带出沂山一中的人物群像，“把秦子岩安排为教育系毕业，他才可以做教导处副主任，就有权力听所有的课，这所有的课就引发出这些老师各式各样的教育背景、思想状况、教育方式。”这也是小说的重点，主要聚焦的还是这群教育者，他们当然生活在各自的时代环境中，遇到不同的难题，但聂震宁更关注的是他们的情感、命运、理想，“我整个小说的写作，都想不断地唤起读者注意，这些老师很不容易，但是他们依然在努力。人们心目中有这样的文化价值观，但经过这本书的引导，他们能够看得更深。我就在尽力做这个事情，让人们注意到很多知识分子在每一个年代，都在努力地去乐育英才。”
当下的生活方式早已与小说中的天差地别，而文学的叙述方式也俨然经过了几重演变，聂震宁采用如此写实的手法，有些评论家担心年轻读者的阅读接受问题。对此，聂震宁有自己的看法，“与当下的生活不太一样，但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不一样的审美。从小说阅读来说，陌生感、疏离感有时候反过来会不会反而是一种兴趣所在？你写读者不太知道或者很不知道的东西，让他们读了以后有所启悟或者有所震撼，这或许也是文学阅读审美性的一种。”
小说的另一个设置是教育实验，秦子岩和女主人公舒甄好以及其他教师开设了图书馆讲座系列，精心设置了阅读书目，引导学生们共读世界名著。这与聂震宁的实际经历相关。他当年在中学读书时，学校里开设了许多阅读兴趣小组，文学的、数学的、物理的、生物的……中学时代的他遇到了这些书籍，他笑称自己因此慢慢地成长得“心智健全一点了”。对于母校的图书馆他终生感恩，这也为他日后多年大力推广全民阅读埋下了种子，“相较于大学的阅读，我更看重中小学阅读。没有阅读的校园是不完整的，校园没有阅读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小说中，聂震宁细致地引用了一些书目甚至歌曲的原文，有人认为似乎并没有必要，但他将其看作是小说内核的一部分，“《红楼梦》里随时能读到菜谱、药方，《书生行》中的这些书单跟它们的作用差不多，有时候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它也是人物和时代所附带的的一定意义上的审美。如果只关注情节，当然可以跳过去，但仔细一看，这里透露出我的思索。”
教育改革、阅读实践，是《书生行》里聂震宁期待引发读者思考的地方。他将此与小说融合，放置在新媒体时代碎片化阅读的当下，也必然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但他并不希望这是理念的强行灌输，因为关于阅读推广本身，他一直有一个切实的理念，“我觉得阅读推广工作是要不停地做，但是你不要预设一个伟大目标。中国千年以来有劝读的传统，我们就是继续劝读。至于要读到什么程度叫书香社会，我觉得是读到时时有好书、处处可读书、人人爱读书，这需要慢慢来。一路往前行，这是没有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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