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言校笺》看周祖谟先生“研读小学之法”

《方言校笺》，周祖谟 著，中华书局2023年2月第一版，88.00元

周祖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韵学家，是我国小学典籍整理领域的一座高山。今世人大多知先生的名作《广韵校本》，并以之为研读《广韵》一书的重要参考。又推举先生所编的《唐五代韵书集存》两大册，以为但凡董理音韵学，该书必定是一定要置于手边查阅的资料集。但在我看来，若是征引一部可资利用的韵书，《广韵校本》《唐五代韵书集存》自然是案头不可或缺，但想以书本为师，学习先生研治小学典籍之法，则莫如先生的《尔雅校笺》《方言校笺》二书。本文即从《方言校笺》入手，演绎先生的研读小学之法，为有心人、有志者提供参考。

《方言》，原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该书旧传西汉扬雄所撰。书题之“輶轩使者”，是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方负责采风的使者之意，輶轩是一种轻车，为这些使者所乘坐，故称这些“使者”为“輶轩使者”。书题之“绝代”，是“远代”之意，也即是“远古”之意。书题之“语释”，犹谓“语词之诠释”。“绝代语释”，即远古时代传递到今天的语词的诠释。书题之“别国”，是指在中央京畿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此处的“国”并非“国家”之意，而是“郡国”之意。书题之“方言”，犹言“通行于此方之语”。将“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三个词结合一起，即“輶轩使者所采集的远古语词的诠释、郡国所通行的一方之言”。这一书题点出了书中逐条文字的来源，又点明其构成，与应劭《风俗通义》中对当时中央王朝有关记载“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是吻合的。

从这一书题可以看出，《方言》一书所重，有两个极为有趣的，在今天看来也极为科学的特色，就是对于语言的时间性与地域性的把握。今本《方言》卷一“大”字条中，在载录各地方言中对“大”义的陈述后说：“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正是对这两点的基本说明。熟知中国语言学史的人，大体都会背诵陈第《毛诗古音考》中的名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究其源，可以说正是《方言》启发了后来人对于语言的时间性与地域性的把握。这正是祖谟先生在介绍《方言》时说的：“它（指《方言》一书），启示了我们怎么去明了语言，如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古语和现代大众语的关系等，都是值得重视的。”

在明白《方言》的性质之后，还要梳理《方言》的流传史。《方言》在晋代时，得到了郭璞精审的注释；自晋至宋，《方言》的流传不绝如缕；在宋代，《方言》得到了刊刻，可以说今传本《方言》的面貌正是在这时才得以定型的。经过宋代，之于《方言》的研究阐释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清代。清代朴学家卢文弨、戴震等人都先后校勘、阐释过《方言》，对前代遗留在《方言》一书中的讹误都尽可能做了清理。从流传史角度而言，这些《方言》的研究成果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前人有益的成果一定是后人出发的起点。从《方言校笺》的自序可知，祖谟先生曾花时间对于这些研究成果都做了一定的了解和吸收。

有趣的是，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的《自序》中，先生偏重于介绍从晋代郭璞开始的《方言》阐释史，而将《方言》的刊刻史置于较轻的地位。我以为这是先生整理小学典籍，或者说整理古籍的一贯态度的反映。先生曾撰写过一篇名为《论校勘古书的方法》的文章，在论“版本的校勘”部分，先生说：“我们校书决不能佞宋，同时也不能完全凭依宋本。宋本固不足恃，而唐写本亦不尽对。”“我们校书不能以版本为终点，当以版本为起点，另外参用别的方法来勘正唐、宋本的讹误，而上求秦、汉古书之旧观。”之于《方言》而言，先生虽利用了南宋李孟传刊本，但并不满足于这一宋刊，甚至在吸收前人成果之外，还利用了乾嘉学者所未能见到的、包括《原本〈玉篇〉残卷》《玉烛宝典》《一切经音义》在内的珍贵典籍。其目的正是为了“勘正唐、宋本的讹误，而上求秦、汉古书之旧观”。

在校笺《方言》时，先生的目光是先从其书体例入手。先生说：“《方言》的体例，凡训释相同的词，或事类相近的词，都作为一条来作解释；训释不同或事类彼此不相关连的词则分作两条。”如果说《方言》是一部武侠秘笈，那么先生所提的这一条就是这部秘笈的总纲。古人言“纲举目张”，把住纲，不惟整理古籍游刃有余，即阅读古籍而言，也是事半功倍。这在先生《论校勘古书的方法》一文中也有表述。先生说：“第一，要明了本书的义例。才能够改正后人窜乱混淆的地方，若戴震（东原）之校勘《水经注》、段玉裁（茂堂）之改正《说文》，都是先发明义例，然后动手校勘，所以成效极大。”将了解一书的义例置于首要的位置，这是先生实践其古籍整理理论的地方，也是值得后人重点学习的地方。

在具体的整理实践中，先生还有几个点值得拈出细述。从《校笺》的正文中可见，先生是十分注重对前代校勘意见的吸收的，如《方言》第一“慧也”下，涉及音注“大和反”“莫钱反”“音悝”“眎”等四条，先生择取王念孙《方言疏证补》、卢文弨《重校方言》、戴震《方言疏证》三家的论述，或迻录其版本之面貌，列其说于其后（“音悝”“眎”二条）；或誊录其校改之意见，而自己补正其说于其后（“大和反”条）；甚至直接据之改动（“莫钱反”）。但无论哪种，先生都体现一种清人所提倡的“不校之校”的态度。

试以“大和反”条为例，在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中，他以大和反这一音切切不出詑字之音，遂据音理校改为“土和反”。王念孙只是根据音理校改，文献证据是较为薄弱的。先生的补按中引证隋人曹宪的《博雅音》、《史记集解》所载徐广说、《玄应音义》所引何承天说，为王念孙的校改补充了文献证据，但即使先生为王念孙的校改找到了证据，其校笺仍旧因袭宋本之貌作“大和反”，不作改动。细揆其意，盖一则“大”“土”字形并不相近，如言是辗转抄录旧本而产生的形讹，恐难以服人；二则“大”字为定母，“土”字据《广韵》有两种读法，一则定母（田地主也），一则透母（音吐），而据《广韵》，詑表示欺骗意，其字亦可读为定母字，亦可读为透母，是以作“大”作“土”，就《广韵》而言，并不是一正一误的关系。先生存王念孙之说，补充了证据，但又尊重《方言》宋本之貌，体现出一种极为审慎态度。与“大和反”条类似的校笺，全书几乎俯拾皆是。从中可以窥得先生的持谨持重。这种学风与后来苟得一证即例行校改的作法不啻霄壤之别，也正是前辈典型的可贵之处，尤当为后来者所注意。

当然，如果仅限于勾辑采取前代之校说，以合适方式置于校笺或自身表述之中，未免显得守成有余而突破不足。但于先生《方言校笺》一书，其实多有突破前人而别立新说之处。上文揭出先生在从依《方言》体例而离析其自宋本以来就前后相混的条目，即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此外，在具体文本而言，先生的《校笺》亦多在前人不疑未得之处自得妙意。

总之，若《方言校笺》仅作一部古籍整理的作品来看，是将《方言校笺》简单化了。从祖谟先生对《方言》的理解，对《方言》前代成果的“安排”，对各类书证结论的“调遣”，甚至是先生在校笺中展现出其以《广韵》为依违之本的做法，都有深义可寻。这与前代特别是清代学者为一部古书作校作注而其自有神骨是一致的。

《方言校笺》完成时间在1943年至1945年这两年间，当时周祖谟先生困居沦陷区的辅仁大学，有种种不自由的状态，而键户读书是先生在大学授课之馀唯一的选择。从本书的《自序》以及罗莘田先生的《序言》中推度，如果不是要为刊印吴晓玲先生所编制的《方言通检》提供一个较为准确的《方言》文本，恐怕这部《方言校笺》的出现还要延后，甚至《方言校笺》之面貌也会与今本不一。但无论如何，这部在《方言》研究史以及整个中国语言学研究史产生深刻影响的《方言校笺》还是在历史的召唤下出现了。

从1951年该书由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刊印以来，先后出现了1956年科学出版社版和1993年中华书局的据旧纸型重印的版本。在2006年华学诚所撰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出版之前，《方言校笺》基本上是20世纪下半叶《方言》整理的代表作。后于祖谟先生的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研究者，以及更多的中国文史研究者都得到过《方言校笺》的滋养。这是本书的功绩，又是本书的另外一种得以不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