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6日结束的第23届莫斯科国际图书展举行的“中俄图书互译出版论坛”上，莫斯科大学副教授、青年翻译家德列依吉斯以自己的翻译经验为例，剖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现状及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她说，俄市面上的中国文学作品多是苏联时代的译作，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和名家能被俄罗斯读者所熟知。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主任李英男教授也希望，中俄两国年轻译者能继承老一辈翻译家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负责任态度，保证作品的翻译质量。这两位专家对于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看法与9月3日结束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众专家探讨的问题不谋而合，众人都十分忧虑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的问题。
众网友也十分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在新浪、搜狐乃至网脉e代社区、文心等各大网站的读书论坛，至今有网友在探讨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的问题，这些网友的身份显示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还有来自美国德州达拉斯的叫施雨的作家专门开辟了相关专栏，引起了1000多位网友的热烈参与。这可以看作是BIBF引发“中国文学走出去”探讨高潮的余热。
近几年来，文学“走出去”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尽管如此，就目前来看，“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图书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的份额仍相对较小，印数也参差不齐。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主要代表作以小说为主，有一些在国外取得了较好的发行业绩，如苏童《我的帝王生涯》，莫言《红高粱》《丰乳肥臀》英译本在美国大受追捧，余华《兄弟》德译本在德国有11家出版社竞争出版权。但是大多数“走出去”的图书都默默无闻，没有引起外国读者关注。“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还比较小，或者说是非常小。目前据我所知，在海外卖得比较好的书也就是七八万册，稍微好些的有一两万册，有很多只卖几千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说。
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两头热、一头冷’的现象。”作家毕飞宇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的职业版权经纪人对中国文学非常感兴趣，存在大量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汉语已在世界成为显学的态势便是例证，但是“冷”在出版社，中国的文学作品还不能给西方出版社带来巨大利润。在毕飞宇看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阶段，却也处于非常不幸的阶段。幸运之处在于，全世界正在关注中国，许许多多的作家借着中国经济腾飞的态势有机会走向世界；但不幸的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互联网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全世界的文学阅读都走向了相对萧条的阶段，而这时，正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发轫之际——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不幸。
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也存在一定差距。中国版协常务副秘书长黄国荣指出，中国的现代文学没有把民族的真正灵魂和文化底蕴展现出来，就不可能在世界引起共鸣。作家李鸣生有同感，他说：“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文学自身存在的问题，至今为止没有作品超过前人，远的讲没人超过曹雪芹，近的讲没人超过鲁迅。”作家王晓方提到了创作手法的不足。他说，许多人都在讲故事，但是不讲究如何讲故事才有新意，以及如何丰富读者的思想。只有独到的作品，才有真正“走出去”的力量。作家要摆脱思维和创作模式化，真正用展现文化底蕴和心灵内涵的作品引起世界的共鸣，通过作品反映出国家和民族的声音，而不是仅仅让作品停留在概念或情感宣泄上。
“酒香也怕巷子深”似乎很能概括人们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担忧。如何更好地向世界宣传、推介中国文学，成为人们不断追问和思考的重要问题。目前，还没有专门向国外系统介绍中国作家和最新作品的刊物或节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很重视这一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宣传渠道。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提议建立相关机制，使优秀作品能够自如规范地进入对外传播渠道。张者则强调在对外译介时对作品应有所选择，在推广方式上有所区分，千篇一律或打包贩卖只会不利于西方读者的接受。
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易，得到广泛认可更为不易。潘凯雄分析了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长期的封闭，尽管已改革开放30年，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还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另一方面，翻译成为文学“走出去”的巨大瓶颈。在国外，著名的出版机构对译者很挑剔，译者的母语必须是出版机构所在国家的语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出版机构都是如此。再者，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很多东西正在建立过程中，还缺少版权贸易方面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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