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编辑部探路新理念新模式

从版贸交易到资本运作,从欧美主流国家、东南亚国家延伸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国家等,从大型出版集团主导到中小出版社广泛参与,近年来,中外出版交流合作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实现了提质增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手笔的海外并购同时,出版机构正在花大力气探索风险相对可控、成本相对较低的海外分社运营,国际编辑部等新兴合作模式得到了广泛实践。

模式演变:从“被挑选”到“主动输出”

2016年开始,中外合作的国际编辑部大量出现,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迎来高峰。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中译出版社与6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社共同成立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成立的两家国际编辑部逐一亮相。继2017年4月与埃及日出出版社共同成立中国图书编辑部后,新世界出版社与圣智出版集团成立中国图书海外编辑部。五洲传播出版社继成立阿联酋编辑部后,也与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合作建立中国图书编辑部。2017上半年,华语教学出版社与阿拉伯科学出版社签署共建中国图书联合编辑部的协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保加利亚东西方出版社挂牌成立中国主题编辑部。

国际编辑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正如五洲传播出版社国际部主任姜珊所说,“是由多因素促成的”。近年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政府项目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出版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在多个国际书展上担任主宾国,展示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也展现了中国出版的良好风貌。许多出版社积累了资源,具备成立编辑部的条件。

重大项目的推进,为国际编辑室成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从现有已成立的国际编辑部的名称就能看出,多数国际编辑部与主题图书项目相关,这与近年来政府对于主题图书出版的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反响热烈紧密相关。

如外研社与保加利亚东西方出版社成立的中国主题编辑部,就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丝路书香”工程的子项目,也是外研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据悉,近3年来,外研社多次组织人员赴保加利亚进行考察,深入了解保加利亚汉语学习市场及中国主题出版情况,最终决定成立中国主题编辑室。编辑室优先选取能够生动体现当代中国价值观及展现中华文化思想精髓的图书,2017年双方共同制定的图书出版计划中,包括中国文化系列、汉语教学系列等。为了便于管理,外研社聘请保加利亚著名汉学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韩裴(PetkoTodorovHinov)担任编辑部主任。双方计划合作开发“中保书界”在线阅读平台,推动移动端数字化阅读。据悉,成立中国主题编辑部只是外研社驻保加利亚出版中心工作的第一步,未来,该编辑部将在开展本地化出版业务的同时,建立语言学习中心、开拓国际文创等业务。

2016年,适逢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东西方戏剧作家逝世400周年,在伦敦书展期间,外文出版社借与黎巴嫩阿拉伯科学出版社达成“临川四梦”(《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阿语版出版的契机,启动中国主题图书中阿联合编辑部,共同策划选题、编辑翻译,推出具有地区针对性的中国主题图书,并通过当地主流渠道进行本土化发行。

重大项目合作的达成,正是中外合作“细水长流”的结果。姜珊认为,成立国际编辑部更像是“谈恋爱”,“没有捷径”,是双方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的产物,“在阿联酋编辑部成立之前,双方至少磨合了三四年。”接触阿语市场前,担心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冷落”,但之后发现,阿语图书市场运作特别专业,很多来自英国、德国的职业经理人,对中国图书很感兴趣。比起成立分社,国际编辑部可能更适应现阶段的需求,行政审批门槛较低,同时在人力物力财力和管理方面的投入也比较可控。姜珊表示,“待未来时机成熟,编辑部有可能会发展成分社。”当下,阿联酋编辑部更多的是执行角色,重大选题策划仍由国内出版社最终决定,阿联酋编辑部则进行信息收集、翻译、印刷、发行及宣传等业务。成立编辑部后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此前的合作多是随意、发散、阶段性的,而现在则是常年、系统、规划性的,这为五洲传播社的版权代理业务增加了筹码。有了阿联酋编辑部的经验,五洲传播社与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合作建立中国图书编辑部时就更加得心应手。

海外分社攻克“走进去”重难点

相较于国际图书编辑室来说,海外分社的建立和运营相对复杂。从实践看,我国出版机构在海外成立异地分社的案例并不少,近几年更有升温的迹象,海外编辑部与海外分社成为中外交流两股重要力量。

随着本土化探索的深入,海外分社的运营已经更加游刃有余,突破合作僵局,很好地融入到当地出版环境中。作为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的第一家,科学出版社早在2009年就成立科学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该分社社长向安全对于日本图书市场了然于心。尽管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但双方在法律环境、经商环境、信誉环境的差别较大,“在日本建立一家出版社很简单,但是图书进入日本主流渠道销售很难,这与中国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在东京建立分社,除了“死磕”选题外,确保流通渠道的畅通极为关键。为此,东京分社提出中国学术图书本土化的检验标准是“三可”:可供本地读者读懂,可在当地图书馆借阅,可进入本地发行渠道流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向安全带领团队着力建设监译和翻译的人才队伍:一是通过朋友、专家推荐,二是自办高级翻译培训班。图书编辑也选用本土专业编辑,经数年发展,已建立了与本社出版规模相适应的外编队伍。排版、设计、制作、营销人员均已本土化。目前,东京分社出版的图书全部进入东贩、日贩、大阪屋、纪伊国屋书店等主流发行渠道,大部头系列书作为补充,委托其他专业发行商发行。截至2016年底,已出版图书110种,发行图书4.5万册。向安全坦言,现在的翻译资助对出版“走出去”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学术出版而言,还需要加大制作成本的支持力度。

无独有偶,2016年东方出版社在东京挂牌成立了东京分社,目前正推进完善分社成立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在当地开展业务。据东方出版社海外出版中心主任吴常春介绍,深思熟虑后,才选择在日本设立分社。此前,东方出版社在组织架构上十分重视日本相关业务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专业素质较高的日语编辑队伍。直属编辑部及大部分下属子公司编辑部中至少各配有一名日语编辑,日语编辑人数在国内出版界中最多,成为东京分社的人才资源储备军。在日本版权引进方面,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共500余种日版图书,其中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的作品系列发行量超过了600万册。经过长期的积累,东贩承诺将会为东京分社建立账户,负责图书的发行流通。在电子书发行渠道方面,东京分社也将与日本最大的电子书平台亚马逊日本进行合作,共同推广。吴常春更愿意将东京分社定位为文化“走出去”的平台,在开展海外市场化出版业务、海外合作出版服务外,利用自身资源开展多样化经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图书“走出去”方面一直颇有建树。2015年11月,人大社为了把“走出去”工作做得更好,成立国际出版中心,建立精细化、深层次、全方位的“走出去”工作管理机制。除了常规的图书版权海外授权管理,国际出版中心的工作还扩展至版权代理、中外合作出版策划、品牌宣传推广、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和图书实物出口等方面。2016年1月,人大社在以色列成立了出版分社,这也是国内出版社在以色列成立的第一个出版分社。人大社以色列分社定位于成为中国学术和主题内容的专业出版机构,计划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方面着力策划出版中以学者共同撰写的图书,寻求以色列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在以色列出版英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的图书,进入主流国际出版发行渠道;另一方面也积极推进以色列学者的优秀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

在今年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原社长戚德祥分享了北语社北美分社在联合出版、联合发行和联合培训上的创新。一是北语社和北美分社联合出版,出版的图书有中美两个书号两个定价,使图书同时进入中美两国市场,作者可以拿到两个国家的版税。二是联合发行,北语社做市场,拿到订单,分社来收钱,总社来发货。这样提高两家公司的盈利能力。三是联合培训。联合全美孔子学院和全美各地的汉语教师学会,面向全美汉语教师进行汉语培训,了解汉语教材。正是这些创新,让北语社成立于2012年的北美分社在2016年实现赢利。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国际编辑室与海外分社这两种合作模式时,多数出版社负责人表示,二者并无优劣之分,选择哪种合作方式应根据合作双方的出版环境因地制宜。相对来说,国际编辑室的业务相对单一,投入少、风险小,更易见成效;海外分社的业务相对综合,投入多,但出版社在人员管理、渠道建设上都有更大的主动权,有利于长远规划。

责任编辑:袁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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