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社的历史和故事，不如从现任社长潘凯雄讲起。今年是他来到人文社的第九个年头，参与了人文社历史的近六分之一，本来，他可以早来20年。
“正中下怀”与“命中注定”
1983年大学毕业，身为好学生的潘凯雄来北京，好几个好单位给他随便挑，他挑的就是人文社。可临到就业前，老师告诉他，他必须得去一家报社，他不愿意去。那个平时对他非常好的老师那天却出奇得严厉，他说，不行，你必须去，你是党员得服从组织决定。“后来我知道报社要一个党员，因为我们学生党员不多，到北京来就我一个，只好我去。结果擦肩而过了，我们一个上海同学顶了我的岗位。这是一个纪实故事，不是虚构的。”20年后进到人文社，潘凯雄喜欢用“命中注定”四个字来形容。
在人文社的历史中，绝对不止潘凯雄是与之擦肩而过又别后重逢的，至少前社长屠岸便又是一例。今年已经88岁高龄的屠岸，回忆起人文社的故事来，依然是有说不完的话。
屠岸是从人文社成立之初就关注它的人，1951年3月，人文社在北京成立，冯雪峰是第一任社长，6月23日陈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署了营业执照。但是潘凯雄说，具体是哪天开张办公的，其实大家已经说不清了。屠岸那时还在中国戏曲家协会工作，戏曲家协会和人文社就在前后楼，都在东四头条里，还不是现在的朝内大街166号（1958年1月，人文社迁址至此）。
冯雪峰被许广平称为研究鲁迅的“神人”，新中国成立前，鲁迅的作品都是由民营出版社在做，解放后，许广平就希望能由中央出面做这件事，于是冯雪峰开始主持此事，成立了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鲁迅所有的著作权都收归国有，由这个编刊社来出版，冯雪峰来到人文社后，这个选题也自然被带过来。
1951年秋天，鲁迅的《呐喊》、《彷徨》等20余种单行本相继问世，成为了人文社最早的现代文学出版物。1958年底又出版了注释本的《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
此后，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样子》、曹禺的《雷雨》、《日出》、巴金的《家》、《春》、《秋》、叶圣陶的《倪焕之》等作品数十种，整理出版作家选集70余种。这些图书的封面在1958年前多为白地绿字，所以又被称为“白皮书”，其后多采用淡绿地深绿字，则被称为“绿皮书”。以这两种颜色为特征的人文社现代文学图书曾风行一时。
这个时候的屠岸，依然还在戏曲家协会里惦记着什么时候能调进同一个院子里的人文社，但是剧协不放人。直到“文革”下干校，从干校回来分配组乱点鸳鸯谱把他点到了人文社，关于这段经历，屠岸也用了四个字总结——“正中下怀”。
作者安心创作 员工有归属感
人文社内部把60年的发展划成了几个阶段，出版“白皮书”和“绿皮书”在内的前17年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到了“文革”，潘凯雄说“文革”10年是第二个阶段。即便是在这十年里，回过头看，许多人应该都还记得包括《麦田守望者》在内的那一系列“黄皮书”。“文革”时期，人文社内部发行一套“黄皮书”，出版了许多苏联和西方的现当代小说，那批书印制也很简单，就是黄皮子上印的黑标题，却给当时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个小窗口，这里面的很多书后来也都是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的代表作品。
屠岸正是在“黄皮书”陆续出版时进入到的人文社，从1973年进社到1987年，屠岸一直负责社里的编辑工作，离休后还参加编审委员会。从1973年到现在，38年的时间，屠岸说他始终把人文社当成自己的家。
屠岸那时负责小说北组里的河北省和辽宁省，如果当地有新人出来没发现，就是编辑有责任。好的编辑就像伯乐和卞和一样，能够挑出千里马和和田玉。
挑出好苗子，人文社是愿意尽己所能去培养的。屠岸说，人文社过去有个客房，专门请作家到那里完成创作。冯骥才还默默无名的时候就受邀住在客房里面，墙上填满的都是他的画作，他就埋头写东西。有些作家经济有困难，社里就预支稿费或是给一定的生活补助。有个女作家叫竹林，在上海没有地方住，有个学校帮她解决了住的地方。人文社的时任社长韦君宜到上海的时候，朝那个校长三鞠躬，韦君宜说，感谢你们支持了文学。
不光是对作者好，人文社里的许多员工对出版社都有一种归属感，比如青年读物编辑部的王瑞琴，她1977年来到社里，社长韦君宜请了王力、冯至、启功等大家给他们组织的学习班讲课，每半个月写一次论文，每半年考一次试。“大家起早贪黑，比现在的大学生还努力。”社里的工作也是老带新，还有文学月会，大家一起讨论一个文学选题或者文学现象，王瑞琴还记得他们讨论过什么叫“愤青”什么又叫“黑色幽默”。1989年有别的出版社来挖王瑞琴，她去新出版社上了两天班，不喜欢那边的气场，还是选择留在人文社。后来又有出版社找过来，开出很诱人的条件，她也都不再动心。“如果到过很多地方再回来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当踏进人文社就有一种亲切感，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引领80年代的文学繁荣
在建社60年里，屠岸说，人文社也好几次抓住了社会发展中的某种机遇或者说是时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潮发生变化。1979年2月，人文社召开了一次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会议开了六七天，人们畅所欲言。当时有3部作品，一部是冯骥才的《雕花烟斗》，一部是竹林的《生活的路》，还有一部是孙颙的《冬》，都牵扯到对文革的分析，当时出版社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出这些书，太冒险；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出。那一次的会议，83岁的茅盾坐着轮椅也来参加了，他看过图书大纲后，说这些书可以出。屠岸回忆说，茅盾坐在台上，台下三个作家和他对话，作家们大受鼓舞，整个开放起来，影响了全国的文学创作。虽然当时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已经打响了两炮，但是这次会议之后，全国的局面就都打开了。
屠岸在社里的大部分时间，也就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被社里划分为文学时代。潘凯雄说，那时写一篇小说可以农转非，真的是小说可以改变命运。70年代末，王蒙的《青春万岁》、魏巍的《东方》、冯骥才和李定兴的《义和拳》等。到了80年代，还有一批文集的面世，包括《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文集》。
这几年在大陆非常受关注的港台文学，也是这个时间才由人文社开先河最先引进的。屠岸说，1979年社里出版了《台湾小说选》之后是《台湾诗选》和《台湾省散文随笔选》，此后大量的台湾作家作品才开始被引进。人文社自己就相继出版了白先勇的《台北人》、《孽子》，陈映真的《将军族》，於梨华的《考验》，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施叔青的《维多丽亚俱乐部》，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北京法源寺》以及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系列等。
书生办社也能成功
到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以人文社也面临转型期，潘凯雄说，“转的比人家沉重，但是好歹转过来了，不转过来就完蛋了。”以前有人讽刺书生办报，说书生办报会办得很糟糕，那人文社就是名副其实的书生办社，在人文社的队伍里，从领导到编辑，里面有一批作家、诗人、翻译家，这个团队的好处是能够体会作者、译者的创作甘苦，但在面对市场化的时候，缺点也会出现，屠岸说，在管理、推销、营销方面就不擅长，比如曾经有一度，发行部的人才就不被重视。屠岸说，自己的继任者聂震宁完成了转型期，在开拓市场上有许多新办法，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新世纪以来，潘凯雄将人文社归为快速发展期，发货码洋，销售利润成倍增长。《哈利·波特》就是人文社在快速发展期的一套重点产品，自从2000年10月登陆中国以来，仅5个月的时间就印发了近百万册，现在的累计销量也破了千万册。
如今走到60年，人们喜欢在回顾的同时进行展望，但潘凯雄说自己最不喜欢预测未来，他喜欢说的是，该坚守的坚守，该自我超越的自我超越。就如同他回顾自己在人文社的这几年时光，“一天一天好像就那么过的，我始终觉得图书出版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平平稳稳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走过来，一天一天走过来，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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