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白鹿原”：小说是民族的秘史

19世纪法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曾这样说道：“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创作的《人间喜剧》中共91部小说，两千四百多个人物，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而如今电影《白鹿原》的上映所引发的文化界、电影界的热烈思考，正说明小说《白鹿原》出版以来持续二十多年的对社会各个层次的渗透，本文从小说作者陈忠实和电影导演王全安各自的创作历程出发，梳理创作小说和拍摄电影的艰难、曲折历程，重走“白鹿原”，思考这部伟大文学作品背后的民族密码。

陈忠实：一本垫棺做枕的书

1942年，陈忠实出生于陕西西安灞河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正当从小热爱写作的他渴望以文学之笔进行创作时，十年“文革”将他想通过发表文章表达生活真实的平凡理想打破了。 1978年春天，陈忠实正在家乡的公社修河堤，在看到《人民文学》上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后，他的内心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文学对人们的影响前所未有，他觉得，该是把文学当做真正的事业来做的时候了！

当时，陈忠实并没有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在他的潜意识里，长篇小说太严峻，不敢轻易动手。他希望先从写短篇、中篇入手，先练习文学基本功，进行各种艺术形式的探索、练习，为将来的长篇小说打好基础。然而，在创作中篇《蓝袍先生》时，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这个描写1949年前一个关中乡村的小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一下子将他幼年乡村生活的记忆打开了。他第一次关注起1949年及其以前的关中生活，凝视自己脚下这片土地，这里的人在时代冲击下的命运变化，这一打开，对于陈忠实来说是个惊喜，一种惊讶，完全陌生而又新鲜的感受性的记忆，于是萌生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想法，至于故事的情节、人物都还没有任何想法。这就是《白鹿原》最早的创作欲望的产生。

写长篇小说的想法一产生，陈忠实就开始着手准备材料，走出去了解自己的家乡，了解关中地带发生的事情，大量阅读有关自己家乡的著作，同时去周围的乡镇查县志，感受被封存在历史中的曾经鲜活的平凡人物。同时，在写作过程中，陈忠实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认识也愈加深刻、明晰，他很惊奇地发现，关中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历史演变的过程，跟我国近代史演变的过程完全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关中这块土地上的人物命运跟我们近代以来整个民族的命运，心灵经受的过程是一致的。这些体验和感受形成《白鹿原》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故事，丰富而充盈。当朋友问起自己为何如此投入时，陈忠实说道：“为我死了后，可以用来垫棺做枕头的书来写作。”这或许是一位将近五十岁的知天命年纪的作家对一生最挚爱的文学写作的最大愿望。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陈忠实基本过着和当地农民一样的生活，稍微优越，大约十天、半月吃一次肉，改善一下生活。他在家里的柴房支张桌子写作，保持着纯净的心态，不紧不慢地写作。从1988年4月开始《白鹿原》的写作，到 1989年1月，用将近一年时间完成初稿，此后又耗时两年精心修改，终于在1992年3月定稿。《白鹿原》于1992年底率先在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杂志上分两期跨年度连载，单行本则于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首印一万五千册。在随后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内，又先后紧急加印六次，一时间“洛阳纸贵”、好评如潮，作品的内涵得到了充分而积极的解读和阐释，人们称它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当代中国文学的里程碑”。 1997年，《白鹿原》荣获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最高成就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先后被翻译成法、日、韩等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  

王全安：为中国电影做的最好的事情

王全安，1965年生，中国著名导演，第六代电影导演领军人物之一。 1987年王全安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与同时代导演灰色、另类的电影作品相比，这位陕西汉子自编自导的创作模式并没有让他的电影陷入自我的状态，而是在把握人物真实情感的前提下，故事情节生动、完整，这似乎也是冥冥之中王全安与《白鹿原》的缘分———一个好的小说，遇到一个会讲故事的导演，并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

1993年《白鹿原》出版不久，身在美国的著名导演吴天明即联系陈忠实，希望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陈忠实同意，并写下委托书。之后不到一个月，谢晋的秘书来和陈忠实联系，也想拍电影。“晚了，已经签给吴天明了。”陈忠实说。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小说迟迟未能搬上大银幕，而且，改编的过程竟然延续了将近二十年。为什么一部小说会引得电影界如此关注？王全安认为，“这个小说最打动我的是其中写了土地和人的关系，经过20年我们依然还在不停地关注它、热议它，说明它确实抓住了文学中很重要的东西，什么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土地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最了解土地，跟土地的感情也是最深的。”虽然与第五代导演拍摄《黄土地》《红高粱》等作品时的环境相比，现在的电影市场更倾向都市轻喜剧的题材，宏大叙事既费力又不讨好，这个小说首先成就了中国最难拍的一个电影，也是当下最难放的一个电影。这是伟大的作品讲的故事，《白鹿原》既讲历史故事，也在讲述发生在现在的故事，它的故事在书里，也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面对这样一部民族史诗型的小说，导演更多是将其视为一种责任，拍成《白鹿原》就是为当今中国电影做的最好的事情。

2012年9月15日，在经历7年多准备、拍摄、1年多审查，甚至临到上映前还因字幕技术问题再次延期之后，电影《白鹿原》终于在全国上映。笔者9月15日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一处电影院的排片表上看到，首映当日虽然只安排三场，很多《白鹿原》的书迷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赶去看电影，并在豆瓣、微博等平台表达自己的观影感受，网友“琴嘉岚”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写道：“戛然而止的结尾，留下猝不及防的错愕，剧情碎片式呈现，记忆不时被切断，卡壳重来。大碗吃面的影像倒是存储下来，得吃多少斤面才能通过一组镜头。”虽然有调侃的味道，却代表了很多电影观众的想法，与电影评论界、文学界对电影的大加赞誉相比，普通观众对电影的要求似乎更高。对此，《白鹿原》的官方微博这样回应道：“从今天公映开始，陆续地出来不少的微博影评，叫好、抱怨甚至谩骂不绝于耳，加上对方言使用的热议，更是把《白鹿原》推上舆论的焦点。我们无论如何评价这部电影，但希望大家能以宽容与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部作品，毕竟我们能看到的是当前社会进步最好的呈现。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尽管可能并不完美！”我想，这是对《白鹿原》最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