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做堂吉诃德太累，也许要做做桑丘

作家梁晓声最近有一系列作品推出，如讲述知青大返城的小说《返城年代》，以及把眼光投向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针对社会问题而写作的杂文集《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和《忐忑的中国人》等。为平民代言的梁晓声被认为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始终以悲悯的情怀、敏锐的目光直面中国，但近期在记者的采访中，他说，自己这么多年左突右进，觉得累了，有时甚至有索然无语的感觉，他要重新思考写作的意义。

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了小说、散文、杂文等1600余万字。

□采访人：夜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受访人：梁晓声（作家）

□你曾多次宣布就知青文学封笔，但还是写下了《返城年代》，是什么让你有诉说的欲望？

■《返城年代》主要写的是1979年到1981年的事儿，写这部作品，我是出于三个良好的愿望。第一，我想写改革开放的断点之年，呈现底层人民的生活平台，并展示30年来中国物质生活的变化。那时候大家买什么都还要凭票，工资也就三十几元，哪怕是校长的女儿，也在梦想哪一天能住上有厕所的房子。第二，我想展示这些回城知青的坚强性格，他们回城之后，要么年纪大了，要么还带着孩子，他们要考学、要找工作，在城市的就业压力很大，但“上山下乡”的人生背景，反倒让他们无比刚强。第三，那个年代的人和人之间充满宽容、友爱，比如哪个知青找到工作，单位还缺人的话，他会主动介绍其他知青。

□和以往的写作相比，你在《返城年代》中有哪些用意之处呢？

■我试图修复“文革”中被破坏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为此煞费苦心地塑造了一对以中学教师和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亲家。还写了一个男知青的忏悔，以及政府领导在面对知青情绪化的行为上，如何做到平等沟通。还有对“文革”的反思。

但是，《返城年代》之后我不会再碰“知青”题材，也不会就“知青”这两个字说什么了。写作让我有侧身而立、腹背受敌的感觉。

□为什么？

■我可以写知青，写他们恋爱，他们劳动，他们之间的团结或者不团结这种现象，但一旦下笔着力，就有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读者认为我笔下还不给力，认为我太理想主义，事实上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在边缘。

□其实除了小说，你还写诸如《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这样的带有批判性的作品，两厢比较，你更看重小说吗？

■我觉得我尽到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对于时代肩负的义务。我一手写杂文，批判社会；另一只创作的笔，就想注入人性的温暖，我把它叫作温暖的现实主义。我要表达这样一个愿望，不管时代怎么样，人都应该最起码是怎样的。我的创作和批判，都为了这个意义——能使生活好起来，能使人性好起来。和批评相比，我认为小说更能从正面影响人。

现在很多人说我文风变了，没那么有棱角了。但我在参政的平台上，会把我的棱角呈现出来。那个机会是最重要的，我面对的是各级政府官员，他们对我们的食品、空气质量、公平分配、医疗和养老，甚至腐败问题负责。在这个平台表达了之后，我在进行虚构创作的时候，就想多给一些温暖和理想。我把一个个人的正义，一个个人的善良，一个个人的做人原则在小说中进行体现。就像我认认真真地做好包子和粽子，不是为了解闷，也不是为了赚钱，但读者每咬一口就有一个咯牙的地方，刚感觉好一点，突然又咯了一下，这就使得我的这一类作品有创作难度了。

所以我要重新考虑写作的意义。市场从来不是我考虑的；作为当代作家，在这样一个国家和时代，你的作品对于读者、对于社会现实能有什么正作用，这是我要考虑的。但最近我觉得太累，并且能不能达到也许可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我就觉得自己是堂吉诃德。

□你觉得自己是在杞人忧天？

■我希望我的文字不应该仅仅是圈子里的人看，圈子里的感受都是差不多的，只有同意和多大程度的同意，而没有不同意，所以用梁启超说的话，就是要用文化树新民。比如在电视平台，我希望在我能掌控的时间段里，尽量让大家不要遗忘历史，我始终想把最后这种可能性拓宽一下。

但最近我有疲倦的感觉。我这两天想写写堂吉诃德，还有桑丘，我想要比较他们俩谁更智慧，谁的幸福指数可能更高一点。桑丘有哲学上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不管外界是怎么样的，我只要有我的活法就是了。以此来比较的话，《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也有这样的智慧，要保护唐僧取经，孙悟空是被责任感所异化的，而猪八戒是要做实在的生活的人物。我现在经常处于是做孙悟空还是猪八戒，是做桑丘还是堂吉诃德的纠结中。我要考虑做一下猪八戒和桑丘，而不是一味地要做堂吉诃德和孙悟空。我在这几本杂文中写到很多不快乐，但回到生活中，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大多人都在自己的坐标上，尽量快乐地生活着。我就要重新思考写作的意义。

□你可以给学生们比如孩子们创作。

■我现在就在为小学生和中学生写如何写作文的书。中国缺少创新性人才，正是由于想象力未能开发，而想象力主要靠作文来激活。作文不像数理化，不是考多少分的问题，人文教育只有在写作文的过程中才能达成。我提倡让小学生快乐写作，在写作中体会自由，想写什么写什么；但到中学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作文当作是作品了，我希望他们以作文关注他者的人生和命运。

我会在书中给大家讲一些故事，把原作的结尾隐掉，让孩子们叙述结尾。比如，有一张美国越战的照片，画面上有3个孩子迎着镜头跑来，孩子赤裸着上身，后面是大火。我会问孩子们，如果他们是摄影师，他们在当时当刻，会做出哪种选择。我希望我为孩子们的独立思考做点事情。我曾在《中国人，你缺了什么》中说要提倡好人文化，我说的不是老好人，而是新人，是符合二十一世纪人类身份的人，他们善良、宽容、不漠然，而且不是自我中心的人，对于社会公正，对于社会不良现象有反应。我想，从孩子们做起，可能我追求的意义才能较顺利地体现。

《返城年代》（上下）梁晓声著/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4月版/88.00元；《中国人，你缺了什么》梁晓声著/中华书局2013年4月版/36.00元；《忐忑的中国人》梁晓声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6月版/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