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与距离是文学的共性——记2013中德作家论坛

9月1日至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柏林文学论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主办的2013中德作家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家铁凝、莫言、贾平凹、刘震云、李洱、毕飞宇、方方、劳马、徐则臣、张悦然、金仁顺等与罗尔夫·拉佩特、乌尔苏拉·克雷歇尔等来自德国、瑞士、奥地利的德语作家围绕“全球化时代的文学”、“责任与自由”、“家园与乡愁”、“技术、交流与变化”、“侨移与艺术创造”、“间离与理解”以及诗歌艺术等话题展开对话。论坛在话题的选择上，充分考虑到了中外作家的不同特点和共性，无论是对创作主题，还是对变化与坚守的讨论，都是当代作家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作家们有些是自说自话，可即便如此，我们也从中听到了他们对文学的真情。

责任与政治做时代的记录者而非传声筒

中国作家莫言在其所作的《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演讲中提到，“无论什么样的时代，作家都应该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者，黑暗人性的剖析者。他（她）要做有心人，站在人的角度，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进行观察和研究。”但他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作家要做政治的传声筒，“作家也是社会生活的实践者，写作中应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做到无党无派。”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游泳回家》的作者罗尔夫·拉佩特，他称自己“是说故事的人，不是政治动荡的振动仪。”

罗尔夫·拉佩特介绍，不时有来自不同圈子的人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作家应当在政治事务上表态，而非沉默地坐在他们的“象牙塔”里面创作文学。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是因为社会公众总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可以对社会问题拿出更好的答案。“的确，很多作家写小说就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社会问题，但我个人想不到任何理由要将我的此类看法公之于众。我在政治事务上面的倾诉欲望并不特别突出，当我认为必须以文学的方式涉及某个社会议题的时候，我会将其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一部小说当中。”拉佩特强调，作家与每一位公民一样，具有从事政治的义务，但并没有在政治事务上表态的义务。

贾平凹说：“中国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种传统的文人精神，这就是天下意识、担当意识。”

在贾平凹看来，“当今，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作家、艺术家既然生存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决定了他们的责任和命运，是去记录和表达这个时代。”“就我个人而言，我虽能关注、观察这个身处的社会，但我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我开不了药方，难以成为英雄。我也写不出史诗，我仅能尽力地以史的笔法去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自然地使他们在庸常而烦恼的生活中生出梦想的翅膀。”

乡愁与写作美丽的挽歌

作为世界文学的共同主题，此次论坛提出的“家园与乡愁”、“侨移与艺术创造”引发了不少作家的感叹。

曾获得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奖的福尔克尔·布劳恩就说“家乡是语言和社会感的扎根之地”。

尤迪特·库卡特指出，“家乡是我们努力去建设的地方，它同时是，你所来之处和你所期望去之地。”米夏埃尔·伦茨则认为：“家乡是一件大衣。你离开家时，要穿上这件大衣。进入另一座房子，你脱下大衣，心存希望，能再次找到这件大衣”。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成为乡村，大家彼此靠拢，“家乡”在作家创作中也有了更为丰富和独特的含义。

安娜·魏登霍尔策介绍：“我想，家就是移动电话。当我与在日本的父亲通话时，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令我感到恐慌。我惊恐，因为移动电话只能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方式，一种糟糕的替代品。然而，当我随身带着它，通过互联网就可免费将我与那些代表着家的人相连接。家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那里不必是家乡；家乡则是一种情感，潜在身体的某处，是心中渴望之所。它的重要意义能够伴随着距离而不断加强。然而，在此情况下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一心属之地。”

毕飞宇以《乡愁的挽歌》作为其演讲的题目，他首先坦言自己对乡愁这个话题“没法谈”，因为“我父亲就没有故乡，我出生后随父亲坐着船到处漂泊。对于没有故乡的人来说，谈乡愁是可笑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却写出了《地球上的王家庄》这样的故乡小说。毕飞宇介绍说，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在大量作品中写到了故乡，研究他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等人物可以看出，真理永远在农民手中、在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那边，鲁迅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他与同时代作家的最大不同。

但遗憾的是，鲁迅开拓的这条路，后来的作家并没有继续走下去，“所以我特别渴望沿着鲁迅当年的心境，重新梳理一下故乡，重新梳理一下农民和中国的农业文明。”毕飞宇说。

本土化与全球化世界大同对文学而言是一场噩梦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作家创作带来了从题材、手法到传播方式的全方位变化：新的媒体出现，意味着作家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多的机会；读者阅读和消费习惯改变了，要求作家无论喜欢与否都要适应；各种因素使得图书销量大幅下降，作家是否还能在孤寂和喧嚣中用心写作？

莫言在谈到全球化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间的交流更加便利，这是事实。但全球化也是一场噩梦，它带来的标准化、统一化对艺术来讲是可怕的，因为语言和艺术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其独立性。

劳马也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作家的时代印记更明显，而地域特征逐渐模糊。不论中国还是德国，作家们关注的问题越来越接近，责任也基本相似，因为人类的命运、我们彼此的命运从未像现在这样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会拥有更多的共同感受和共同语言，但写作的难度在增加。我们的写作可能不是更独特而是更趋同。差异性在减少，相似性更多了，这是一种遗憾。

安娜·魏登霍尔策认为，“将每个个体带入全球化的世界”是写作之人的责任之一。文学能够传递知识和同情心，它可以是一扇敞开的门，让我们认识到：在一个显得不断整合的世界中，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是如此不同，而那些人生常量，例如爱情、家庭、工作或者死亡又是多么一致。

李洱对于文学的本土性与交流作了更系统的阐述。他说，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使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差异性，看到了人性的丰富性，看到了时代性。只有深刻地感知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呈现本土经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本土性。也就是说，本土性不但不意味着保守，反而意味着开放。本土性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