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记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借阅图书时获悉，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倾力合作，通过实施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使海外藏卷2272至2274卷“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永乐大典》回归，并与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前、后各一册相缀，使“湖”字部分合璧，馆藏数量达222册。特此，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一层稽古厅还展出了馆藏的42册及刚刚入藏的1册《永乐大典》原件，让许多在场的读者一睹珍贵典籍的风采。
记者之前与一些出版同仁就古籍的影印出版进行过不少交流，除了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意义其实已经受到了许多人的瞩目。所谓的再生性保护，当前国内较为常见的就是统一对古籍进行缩微复制的方式。古籍影印发轫于覆刻，清光绪年间黎庶昌于日本编辑精刻的“古逸丛书”颇具影响力。在铅印出现之前，石印最为风行，这种印刷工艺除了极少数是重写付印，绝大多数采用的是摄影之后付印，与影印相类。随着铅印的流行，石印慢慢退出了印刷的舞台。不过，稍晚于石印出现的照相影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逐渐兴起。实际上，影印就是用摄影制版的方法来继承前人覆刻旧本书籍的事业。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分别凭借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优势，研发出大量高品质的影印古籍。此外像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希堂的影印古籍等也被各家藏书单位视为风向标。据透露，一些古籍类出版社近年来围绕影印业务，不断加强编辑力量，出版品种、规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品种屡屡售缺的现象，古籍影印的市场潜力绝不容小觑。或许正因如此，有的非古籍类出版社、民营文化公司也从中看到商机，纷纷介入其间，导致坊间充斥了一些粗制滥造的“礼品书”，尽管复制的工艺上不惜成本，但影印的古籍之间缺乏内在联系或系统划分，从古籍版本的遴选与编校质量来看也沦为末流。这也着实需要引起市场的警醒。
一些古籍类出版社不愿意投入过多精力在古籍的点校出版物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自我定位于服务中高层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有的古籍很难产生释读到位、让人信服的点校整理本，这也使得中高层学者更青睞影印原著。尽管如此，即便是一般的实用型古籍的影印，出版单位也应当有所考究，以便更好的占领市场。譬如认真选择底本，重新编订目录，便于今人使用。这都是应当恪守的准则。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其就主张在不影响一个选题完整性的情况下，尽量不重复影印已经出版过的古籍。类似的案例还有敦煌文献的影印，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15册）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先后推出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俄藏敦煌文献”（17册），进而在市场中形成差异和互补，避免出现出版资源之间的直接碰撞。
影印古籍的“专题文献”思路，是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依四部分类法编辑丛书的理念，出版社以人物、事件，或某一学术研究课题为线索编辑而成的丛书，都颇受市场青睐，特别是馆藏价值丰厚。记者常在图书馆遇到的就有“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宋元明清人物传记丛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近现代名人日记手札”、“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等，前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稿钞校本丛刊”都属于这种情况。
此外，保持古籍的原貌或许也应是需要秉持的观念，特别是早期影印出版出现过一些“误解”。譬如民国年间影印的《四部丛刊》就有些许遗憾的地方，如《花间集》删去底本原有的前人圈点、如《尚书正义》删去前人批校、如《龙龛手鉴》有底本残缺用它本配补却不予说明。普通的阅读文本对此类要求或许还都在接受的范围，但上升至版本研究的层面则有些差强人意，难免要贻误学人。而出版单位如何将古籍影印的理念由一般阅读向版本资料转变，恐怕也将是不可否认的趋势所在。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