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此类学术、专业译丛的整体框架、出版规模、书目遴选等，都离不开专业学者的把关调控。其中最常见的形式即组建编委会，这些编委会成员又多为学界、高校的领军人物，为译丛量身定制选题方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著名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之所以能够问世，“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成立于1985年的民间文化团体是中青年学者构成的“纯学术圈子”，主力是北大外哲所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的研究人员。相似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由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彭刚分别担任正副主编；“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更是由日本汉学家川胜义雄亲自领衔挑选书目；“低碳智库译丛”的编委会主任也是由原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何建坤担当。这类译丛的框架体系、选书规范成熟后，编辑在接下来的策划中就可以陆续将适合的选题纳入其中，所以才会在数十年间陆续有许多有品种持续在市场亮相，形成长效的影响。
不仅仅有编委会的领衔，出版社在制定此类译丛的出版初衷时，在地理布局上都有所考量。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嘉慧告诉记者，浙江大学出版社投资建立启真馆的主要目的便是进行高端的学术出版，之所以放在北京，则是借鉴其他社在北京已有的经验，利用北京丰富的学术资源。其在创业初期，以引进经典、高端的学术读物为主，通过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启蒙运动系列丛书”、社会经济史译丛”、“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启真·科学”等都是他们的代表作。
而翻译的优劣一直也是此类译丛备受关注的另一关键。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刘北成，长期从事世界近代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也多有学术翻译作品。在他看来，进入学术翻译的门槛好像很低，但是读者和学界对翻译作品的品质期待其实是很高的。每一部重要著作的翻译都是一次学术冒险，是对译者的中外语言、专业学识以及精力的挑战。由于学术翻译主要依靠各专业的从业人员，因此，翻译的报酬不只是稿酬，还有学术机构对译者的认可。现在已经有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将译著纳入学术评价体系，情况有所改善。但翻译与原创相比通常处于次要地位。刘北成认为，这种背景造成学术翻译大多由新人承担。新人没有太多经验，他们翻译一两本书，发觉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就放弃了。结果，有经验的好译者很难找到。如何能够维系住一批既懂专业又能够从事学术翻译的人才，这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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