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与腾讯网联合发起的2015年商报·腾讯年度原创“华文好书”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这场聚焦和鼓励华语原创图书的文化盛宴，因那一本本具有人文价值、思想情怀的原创好书而星光熠熠，解玺璋、史航、迟子建、姜淑梅、刘仲敬、刘绍华、王军、秦晓宇、赵柏田名家大家因书相聚，相谈甚欢。在这些思想与文学的碰撞中，我们不仅见识了那些令人或莞尔一笑，或陷入深思的生活百态，更了解了每位创作者背后的创作历程，以及他们灵魂中的人性光辉。

本报本期特撷取2015年商报·腾讯年度原创“华文好书”颁奖现场，获得评委会特别奖10位作家的感言进行刊发。流沙河、老树、许倬云虽因故未到现场但他们亦有话要说。

迟子建

文学艺术没有群山之巅

获奖图书：《群山之巅》迟子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35.00元

《群山之巅》是我50岁的一个阶段性作品，我寄希望于以后还能写出比《群山之巅》更好的小说。文学艺术远远没有群山之巅，我敢给小说取名“群山之巅”，但我绝没有勇气说一个作家在艺术上处于群山之巅，这是我一生都达不到的。但我会踏踏实实地努力，继续写下去。然而每一次写作都是有变化的，所有的转折都是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与人的衰老一样，我不经意间照镜子，看到头发闪光，这是两鬓白发。作品也是一样，当它渐渐长了皱纹，你是不知道的。它对现实的关注，对现实的痛，对光中的阴影，作者本人会有切肤之痛，有苍凉感。

近一年来，我接受过关于《群山之巅》的很多访问，我一直强调小人物身上微妙的质感，一个作家要发掘的恰恰是尘埃中的美丽和眼泪。在我眼里，这是天堂的微光。

我曾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子见到一位老人，他眼泪汪汪地给我讲过去的故事，他是打四平战役的老战士，战争中子弹打穿了他的肺，受伤以后要养伤，却跟组织失去联系，人们就误以为他是逃兵。我把这个故事放在《群山之巅》中，小说主角辛开溜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生活非常顽强，有英雄主义色彩。落笔于小说的辛开溜基本就是这个老人的形象。我曾想，怎么再现他身上的弹片？让别人知道他曾经历过这样的战争，他是个英雄。我决定就用火葬烧出来。老实讲，写到那一瞬间我是动心的。我们有多少英雄，需要用火的熔炼才能看到物质的弹片，才能相信他精神上的巍峨，这也是时代的悲剧。我们把一些假的、空的东西，伪装成大的、英雄的东西。可是对一些真的东西，表示怀疑，熟视无睹。这是我写辛开溜这个人物时内心的感触。

虽然非虚构写作这几年成为热潮，它对现实的把握，对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深入的探讨，写出了不一样的品格。但如果过分强调和拥抱非虚构，人人都争当思想家，也有落入另一种思想牢狱的危险。如果虚构文学消失，文学就真的死了。所以，虚构为文学插上了翅膀，这双翅膀不能折断。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希望从事虚构文学的同行，要给自己一些力量，也希望媒体对虚构类的文学给予更多的关注。

姜淑梅

我的仓库空了，需要“上货”

获奖图书：《长脖子女人：一部原汁原味的民间故事集》姜淑梅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版/35.00元

我叫姜淑梅，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识得的字并不多，如一个文盲在写书。而今我已写了三年，也出版了三本书，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从《穷时候、乱时候》到《苦菜花，甘蔗芽》，再到《长脖子女人》，创作对我来讲，就是玩儿。

但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经常回忆起当年挨饿的时期，差点饿死的痛苦回忆一直围绕着我。关于挨饿的这篇文章我写了一个多月，由于我是不爱哭的人，不爱掉泪，当写不下去，实在很难过的时候，会放一放。如今，我自己的苦日子都过去了，但还想让别人看一看。

有人说，我的书经常会让人心里一紧，尤其在《长脖子女人》中，有很多故事让人听着心里难受，就算这只是一个故事也会让人难过，因为这些真实故事中透着一股狠。对我而言，这样的故事我经受过，也看过。在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屯子中每年都会死三四个女人，有吊死的，淹死的，也有喝卤水死的。对我来说，这样的事并不稀奇，那个时候这样的事常有，对于年轻人来说却很稀奇。

《长脖子女人》不是民间的神奇故事集，是一个真实故事，取材于一位上吊又活下来的女人，长脖子很长，就像一个屯子中的问号一样。

我书中的内容大多是与村庄的民间故事有关，这些故事都是我“听”来的，而今自己的故事都写完了，我的仓库空了，我现在得需要“上货”。那些有文化的人，我不能跟人家掺合。咱们别说采访了，咱们是上“货”去。这次上的货挺好，我挺高兴的。有时候上的“货”不好，我就不愿意写。我写的这些东西60岁的人还能了解一点，40、50岁的人他们都感觉这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吧，这是一个问号。

刘仲敬

信史也是不全面的

获奖图书：《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刘仲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45.00元

《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以“经”与“史”为角度，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当下的世界文明体系。很多人认为读起来有种陌生的感觉。其实这与语言和框架有关，语言和框架是比内容更多的东西。我们每个人思考的时候都有一种不自觉的框架，像黑客帝国那样，身处框架之中，却没有感觉到框架的存在。框架像空气一样，只有把它详细化才能看到框架，只有发现在大气层之外还有一块没有发现的东西，这个时候才会发现你生活在大气层，才会认识到大气层的所在。

在某一个边界之外，你发现解释它很困难，你必须打破原来的框架，寻找新的框架。这个东西应该像哥白尼体系，或者像爱因斯坦体系取代牛顿体系一样，不但能够解释原来体系当中存在的东西，还能够解释原来体系解释不了或者根本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为了制造新的体系，就必须使用新的语言，使用新的框架。

严格来说，世界整体是我们完全认识不了的。但是人总是想要发现更好的方法，更好的东西，使自己能够解释世界。因此你不断的发现一些范式。驱动范式革命的主要动机就是破解原有的范式，冲破原有的范式。所以说，范式革命开始以后，原有的手段都必须改掉，如果改不掉的话，原来解释不了的东西仍然解释不了。

我要打破的范式，像大家通常设想的那样，按照一个国家，或者是以中国为单位的历史解释，这些事情都有道理，在某一个局部上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放大到某种程度上，要解释动态的历史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所要采取的框架是一种历史生态系统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当中起作用的不是某些具体的实体，既不是古代的朝代，也不是现在常用的国家。而是比国家更大，比朝代更大，比国家更小，比朝代更小的系统。形成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比它组成系统的任何一个实力都大得多，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原始方法解释不了的现象。

我们注意到古代史进入到近代的时候，就是不断地解释。因为按照古代史学的说法，24史以朝代去解释。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打破原有的史学，他扭曲了很多东西，因此他要有新的解释方法。他创造了国家民族单位的解释体系，这个体系也有史料。他还必须做一个新的范式改变。利用一种生态系统式的复杂系统观，把原来的解释解释进去，更重要的是要把原来国家、朝代的比较僵硬的单位，体现出更多层次的互动关系。

所以说信史是不全面的，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涉及到体系就不可能客观，解释的方法不同就完全不一样，石墨和金刚石是一种东西，都是炭组成的，但是同样的炭组织方式不同，就造成不同的东西，有昂贵的金刚石，也有石墨。组织的方式不一样，组成的东西也不一样，即使是基本的原料，在历史方面也不一定是完全客观的。到一个具体的层面你会发现，最终采信或者不采信的问题，都要归结为你事先的解释框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基因测试技术以前，你用什么办法证明我们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儿子。比如大家都相信他是国王的孩子，或者为什么不相信他是国王的儿子，归根结底是一个信任的问题，有些人说的话是可信的，在可信的基础上叠加起来的信任。有些人是不可信的，不可信的原因也不是纯粹主观和客观的，而是要看事实和叙述的方式，以至于跟解释者解释框架，用这种方法衡量可靠不可靠都不可能是绝对的。

刘绍华

对于未来，我们要保持清醒

获奖图书：《我的凉山兄弟》刘绍华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9月版/48.00元

我在创作《我的凉山兄弟》时，从2002年到2009年期间长住在凉山，在我所研究的乡镇住了20个月。我需要很长的时间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般而言社会学家不会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当跟他们在一起生活那么长的时间，我很自然地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又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一部分，在书写上，主观跟客观就会处在来回摆荡的状态，那是一种永远的张力，那种张力可能就是反省。

这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中国少数民族凉山彝族人。但这本书的核心不是毒品，亦非艾滋。我更关注的是，透过这两个社会灾难，洞见当代中国卷入全球化变迁中的人的行为与副祉。

不管是现代性还是现代化，它究竟给人类带来福祉还是带来祸患？我先简单区分一下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差异，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词汇是现代化。人们一般会将现代化和传统决裂开来；而我们认为现代性则是迈向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所要达到的方向，其实不见得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进步，很可能会造成退步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说现代化或者是现代性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具体要谈我们到底想要走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比你单纯追求一个抽象的现代性或者现代化可能更重要。

我认为现代性是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同时它也给这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之下，不同的社会变迁状况之下，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痛苦。全世界在思考现代性对人类福祉和痛苦造成影响的同时，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两面刃，追求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对于我们要判断怎么往前走很重要。它不一定是美好的，也不一定是痛苦的，它通常是两个同时发生，重点是我们要保持清醒。

秦晓宇

工人诗是照亮那个时代的灯塔

获奖图书：《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秦晓宇编/作家出版社2015年8月版/72.00元

《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是一本工人诗歌集，在当代是相对冷僻的话题，中国30年前有大量的工农诗创作，但在文学上是被持否定态度的。很多工人诗歌中的优秀作品，它的文学成就是被遮蔽的。当代文学史和主流诗歌选本中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诗典，通过诗典的延伸，把其价值能量呈现出来，让大家去聆听其中的能量和诉求，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对话，推动我们社会进步。

工人诗人中有两位诗人十分重要，一位是淮南潘北煤矿的诗人老井，他20多年都在800米至1000米深度的井下做煤矿工人。一位是鞍钢诗人田力，所谓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他的诗龄和工龄一样长，都始于1981年。

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生命里充满了劳绩，但还要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土地上。但是海德格尔绝对想不到在大地800米至1000米的深处，20多年来栖居着这样一个诗人，他所书写的一种境界与地狱相似，那个世界包含了中国煤矿里全部的苦难、危险，这个世界只有这样的诗人才能够写出来。田力擅长写微小之物，有时候就是一粒灰尘、一颗螺丝。他也能够写出一种沧桑，有情的境界。他能够把工人的命运，和一些微小、卑微之物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工人诗典呈现，我们如何想象当代工人的精神世界？

我在很多场合一再引用一句纪念碑上的话，纪念无功名者，比纪念名人更困难。在我看来，这些工人诗人要写的就是要献给无名的记忆，和默默无名的劳动者。工人诗人们突破了一种被抹杀、被遗忘的状态，成为有灵魂的个体，这个是对历史的补充和校正，也对我们人类未来有所启示。

王军

还有多久才能驶出历史的峡口

获奖图书：《历史的峡口》王军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版/79.00元

我不敢说是个转变，随着自己的写作越来越深入，我对一些问题有了一些溯源。这本《历史的峡口》的一些问题，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想过。

上世纪80年代，我还只是一个大学生，那时中国在改革、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社会基本结构的大调整，这是工学的范畴。后来我成为写城市建设的记者，会经常看到触目惊心的拆迁现场。那时我就会想，这个社会为什么需要“工旋律”，和对应的“诗旋律”是什么关系。人类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为我们这个共同体，还有什么服务。

我在北京是有房阶层，北京一修地铁我很高兴。但是我单位的年轻人就很不高兴，因为他买不起房。1998年，单位分给我一套房，我很便宜地买下来了。是不是应该给每个国民这样的机会？过去十年，我一直致力于这个建议，我们一定要创造一个大家有均等机会分享社会增值的制度，以此推进城镇化。

“文革”时代出生的我，是超生的一代。待我退休的时候，中国城镇化就要结束了，我不希望到那时候，中国还是少数有房阶层和多数无房阶层的社会。

说到房子，又有一个问题很严峻。我们现在虽然拥有一套住房，但并不拥有统计的所有权。如果要收不动产税，或者房地产税，是不合理的。这涉及2020年房地产税改革的政绩。如果我们都是有限期的使用权，开征这个房地产税有没有政绩，这是需要讨论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使用权是一个无限期，有些人就说，是不是要搞土地私有制？我认为不是。因为涨价归公，开发权有国家规定，土地的用途、容积率都是国家规定的。开发权实行国有化，这是土地通过另一种公有制的实现方式。

房屋使用快到70年的时候，这个不动产是不值钱的，它是一个社会抵押、信用的基础。1988年规定了一个有限期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是我所理解的再造地权的供应依赖。因为八二宪法规定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赵柏田

我一直想写“我的南方”

获奖图书：《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赵柏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128.00元

这个奖不仅仅是颁给我，同时也是对精致的文化传统的致敬。《南华录》是明万历以后南方中国的一部文艺志，其描述的晚明的士人生活，是大时代里边缘人的花花朵朵和坛坛罐罐的事。它既沉重，又轻盈，沉重由于它是晚明，繁荣的表象之下是烂事，说它轻盈是因为咱们谈论的是美学。我写的这些都是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的一些人，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把自己的志趣以及精神寄予在了主流社会认为看起来很没用的东西上，比如艺术、器物等，在这种寄予的过程中，他们打开了一个世界来实现自己的一种内心解放。所以我觉得晚明人他们特别了不起，他们对这些世俗性事物的关注、留恋，并在其中建立起了自己内心的世界。

我写明朝的书这是第三本，五年前我还写过一本《明朝4》。在《明朝4》中，我从权力分析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放到权力的绞杀场里去考察，知识分子在这个权力场里面是被摧残的，人性是被扭曲。我一直以来想写我的南方，当时我没想好，后来我想如果说权力，它对知识分子，对社会精英不断地绞杀、摧残，艺术、器物这些东西，它反而可以拯救你，或者说给你一个自我生长的空间。我当时就觉得人应该滋养在艺术里面、人文里面，就像石头滋养在清水里面一样。

经常有人跟我谈起庄子，甚至有人开玩笑把我叫南华真人。其实我这本书里面所写的艺术家，在他们身上是咱们儒家中国的一个体现。我们说的儒家是进取的，我们一直以来忽略一个传统，有艺术家，或者是草根的艺术爱好者，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价值的取向，跟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儒家传统，它是在两个方向上，那是进取的。那种进取式的儒家，跟人们讲到的庄子，合在一起这才是咱们过往的思想儒家中国的完整一面。

流沙河

简化字是残缺不全的

获奖图书：《正体字回家：细说简化字失据》流沙河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4月版/98.00元

关于《正体字回家》的创作，我有很深的感受。最初我也接受过简化字，但在接受的同时，也觉得每个简化字在形象上面，有种残缺的感觉，像是被动了手术。由于我这一辈子中半辈子都在使用正体字，所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美学意向，一旦遇到简化字，总是认为其残缺不全。

这几十年，我本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多多少少有了了解之后，才意识到简化字和我们的正体字难以衔接。如果要给小娃娃讲解简化字，会感到困难，只能教其记住笔画，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反，每一个正体字，可以将它拆开来讲，让小娃娃真正地理解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是怎样构成的，怎样从它的结构中间产生出意思。可以说，正体字是可以谈论的，分析的，检验的，再造的。这就是我们汉字的一大特点，每个字都由两个文或两个以上的文组合起来，自然呈现出它的读音，它的字义，而且调整笔画构成了它的字形，使它的美感上看起来祥和。而简化字往往形象不好看，意义不好讲解，拆开了就无法讲解。

中国历来就有一种学问，叫作文字之学，就是文字学，清代乾嘉年间称为小学。由于难以用文字学来解释简化字，如果文字继续简化下去，那么整个传统的文字学就要面临着被废除的命运。解释文字不再成为一种学问，而是成为对符号死死地硬记，这样实在使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感到不安。所以我写了这本书，表达我个人一点浅见，我并不强求别人非接受不可，但是我解释了我的理由，我在批评简化字的时候，是讲道理的，没有武断。从这本书中也能看出，简化字本身不能从文字学的角度为自身辩护。

老树

人的内心逻辑才是重的

获奖图书：《一尺闲梦》老树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10月版/298.00元

学生老叫我老树，所以就以这个名字来命名我画画的微博，没想到这个名字成了我的一个符号，我的名字好像很少有人知道。

1979年秋天我到天津艺术博物馆参加一个展览，回来之后就喜欢画画了。在上大学之前没有绘画的经验，从没画过画，所以我回来之后就找了一只铅笔，对着一个同学的搪瓷脸盆上印的两条金鱼，就描下来了。可惜那张画找不着了，那可是我的第一张作品。

我的绘画之路是机缘巧合，如今最出名的民国男人形象，却是长期研究的民国文献的结果。当时，我在做《旧中国大博览》这套书的时候，接触到大量的民国照片，包括动态影像，还有特别多的文献。在很长时间的沉浸和研究之后，我对民国有一个理解。我有一个描述叫“清新健朗”，它不像晚清时候有那种很腐朽的、气儿往下掉的感觉，而是感觉非常健康，并且又没有后来的那种暴力感。因为对那个年代的那种气息，那个年代的人的行为范式有认同感，所以在我的画里，自然就会往“民国范儿”那个方向走。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在民国画里加入现代元素？这是我有意要表达的。这样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候经常说一些事不合逻辑，古代山水怎么会穿越一架飞机呢？怎么会有一个飞碟呢？但往深了想，假如真有飞碟，难道那个年代它没来过？它有可能造访过我们的山河。那个山河很可能是中国绘画里的古代山水，这样有何不可？事实上从逻辑上也是可以说通的。其实重要的不是现实的逻辑，而是人内心的逻辑。我喜欢这种冲突感。炒菜一定要按照菜谱吗？我今天就非要按照我自己的步骤，可能炒的特难吃，但是有一种使坏的快乐感，很好啊。

除了画画，写字也是我的表达。过去经常讲，各种艺术都是相通的，但是我的研究告诉我，这句话害人不浅，当研究得越深，就会发现之所以称之为各门类艺术，是因为它们都不相通。但如何打通？只能互补。比方说图像的表达，不管是照片还是绘画，它的好处是很直观，但是它在叙事的时候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文字有穿透力，这个领域不是影像所能涉及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要通过文字把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许倬云

我用这本书对同胞做一个交代

获奖图书：《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48.00元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出版之后获得众多的好评。在我看来，“中国”这个共同体，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天下”，没有边界。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任何共同体都不能避免与其他共同体互动。中国人有一套文化系统，如何与他人相处，儒家积极，道家淡泊。在此，我希望将来全球人类在互动之中建构“彼此支持，共谋副祉”的世界共同体。

我已经86岁了，我离开祖国已经60年了，经过两次大手术，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到母国。我用这本书对我的同胞做一个交代。我永远不能离开自己成长的文化背景，也不能忘记自己曾经经历的生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