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文化自信一定要包含对自己清楚的认识

在纪念柏杨逝世十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为青少年读者量身打造了《中国人史纲》（青少年版），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著名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出席新书发布会并致辞，全文如下：

我既不是专业研究柏杨先生的，也不是研究历史的，但今天非常乐意来参加这个《中国人史纲》青少年版和读者的见面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确不是最早出版柏杨在大陆的图书，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大陆地区比较系统地出版柏杨全部著作的一个出版社，我有幸赶上这一段，应该说柏杨先生的著作在大陆地区的完整出版，这个过程我是经历了。

从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柏杨先生的著作，和张香华大姐（柏杨先生夫人——编者注）这十几年来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所以今天来一个是有点怀旧，再一个也是看望大姐。

张香华女士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捐赠《丑陋的中国人》版税

我从一个曾经的出版人从读书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的确，柏杨先生最早被中国人所知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他那本代表作之一《丑陋的中国人》，当然，刚刚主持人说书名当时很刺激，不仅仅是书名，实际上是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剖析，书里一些柏杨先生的概括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比如“酱缸文化”，比如说“窝里斗”，我相信你们身边都会碰到“窝里斗”的事情：学生有学生的“窝里斗”，工作有工作的“窝里斗”，当官有当官的“窝里斗”，商场有商场的“窝里斗”。所以当时看到先生的概括以后，就觉得第一特别形象，第二特别深刻。

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这样一个解剖，这样一个分析，实际上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鲁迅先生他们一路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样一种思想的启蒙，文化的启蒙，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应该说这样一个任务到现在依然还需要继续。当然这个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有人说我们是从封建社会步入到半封建半殖民，过渡到新民主义、社会主义，中间缺少漫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个都需要学者去研究。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中国国民思想的启蒙、文化的启蒙，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或者现代化历程当中一个漫长的课题，到现在为止，至少我个人感觉这样一个思想的启蒙依然还需要。

柏杨先生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多方面的，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十年散文，十年小说，十年监狱，五年专栏等等，或者叫很丰富也好，或者叫很悲催也好，这样的经历，香华大姐还会跟大家做交流。他这样一个独特的经历以及他的思想，加上他作为作家的非常犀利的文字，造就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中国人史纲》（青少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

今天跟大家重点交流的《中国人史纲》，也是柏杨先生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学的著作，在监狱里面九年零二十六天完成这部著作。

这次为什么出青少年版，或者出这个版本有什么意义？我自己理解也比较了一下，青少年版和原著比起来是两个改变：一个是结构上有改变，原来全本应该是32章，这个青少版改成18章。从盘古开天地起到清末是一段，这个结构基本以历史朝代的更迭为章，这样便于青少年对中国历史脉络有一个大的了解。二是字数上有压缩，现在这个50万字，原本完整的那个大概80万字，字数压缩便于青年阅读。文字语言上应该还是尊重保留柏杨先生的风格，简洁的、干净的、犀利的风格，同时增加一些历史图表，图文并茂。

《柏杨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今天，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新时代，出这么一个专门聚焦于青少年的版本有什么意义？一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所谓强调泛阅读、快阅读、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的历史更多的戏说化、游戏化，出版一个正说的，同时又是比较通俗易懂的版本，我相信对青少年的成长肯定是有帮助的。

过去我们经常讲两句话，一句话叫读史明鉴，通过阅读历史对当下、对未来、对人、对事、对社会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参照，你的视野会变得开阔起来，你的心胸会变得宽广起来。还有一句话叫读史明智，智是什么？明智又是什么？所以我想，把柏杨先生的专著经过适当的加工出这么一个青少年版，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文化建设，无疑是有一种积极的建设作用。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多一个版本、多一个噱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出版社，它的第一考虑一定是文化考虑，一定是社会的考虑。所以我理解，虽然我现在不在文学社工作，但是我理解现在在文学社工作的我的曾经的同事在推出这样一个版本的话，一定是有这个方面的考虑。

柏杨先生当年那样一个任务，一种思想的启蒙、文化的启蒙、国民性的改造，这样一个任务，依然任重道远，虽然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这个文化自信不是一个单方面讲我们傻大，文化自信同时一定要包含对自己的清楚的认识，当你认不清自己的时候，认不清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时候，认不清我们自己长短的时候，谈不上自信。自信的前提是首先要认识自己，你是谁？你在什么位置？当你自己清楚这一切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该怎么自信。否则就是一个盲目的自信。

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出的是柏杨先生几十年前的专著，换一个更浅显的表达版本，但是它的社会意义、它的文化意义、它的面向青少年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意义，这一点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我不是专门研究柏杨先生的，也不是专门研究鲁迅先生的，确实有人把鲁迅先生和柏杨先生做比较研究。关于这个话题，《中国人史纲》这本书，钱理群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序（钱理群：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到鲁迅）写得特别深刻。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你做一个特定历史研究的时候，比如一个社会变迁，从封建制度被打碎建立民主制度的时候，国民性的研究以这个为起点，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来说，它当然会显得比较特殊。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来说，在不同的历史进程当中，我感觉国民性的研究也好，国民的批判也好，其实是一直伴随的一个话题，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它的重点也好，它的表现也好，可能各有差异。但是，就像钱理群先生在序里面讲的，两个东西是并行不悖的。我们现在喜欢强调一点忽略一点，比如制度建设和思想启蒙，其实这对一个社会的前进来说，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来说，这两条都必须要有的、同步的。当然，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某一个方面强调的重一点，某一个方面作用更突出一点。包括国民性的话题，依然属于思想建设或者思想启蒙这个大的概念里面，只不过在那个阶段里面，我们的那些著名的思想家也好，他侧重不一样。

包括文化自信其实也是这样，文化自信的一个前提，首先还是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你才能谈得上自信。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对于历史的学习，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知识变得非常重要，如果这些东西不清楚的话，我们讲历史就是空的。这也是一种国民性吧，现在总书记讲几个自信，文化自信是我们讲的最多的。总书记当然是讲文化自信，但是总书记还讲了很多话，比如总书记还在讲我们进入新时代，我们站起来、富起来，同时总书记还在讲我们依然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基本国情，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下的国民性建设也好，启蒙建设也好，制度建设也好，这个课题依然是很重的，所以我们一讲第二大经济体，有的时候忘乎所以。这次中兴电器的事件，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狠狠上了一个课，你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是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你的高科技离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你如果没有这个清醒的认识，讲什么自信？那叫盲目自大，叫傻大。傻大不也是一种国民的劣根性吗？无非阿Q时代有阿Q时代的表现，现代人有现代人的表现。这其实是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当中持续的话题，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