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民国史的“装置艺术”

叶兆言的小说《刻骨铭心》，本身是段刻骨铭心的民国史，一套地道的南京故事拼图。作家在秦淮地域里翻出的历史底子，让人惶惑不已——究竟是把小说“伪装”成历史，还是干脆把历史看成最宏大的“文本”。作家也许并不关心这种新历史主义。他想要的是一种装置艺术：如何把虚构安置在“拟真”的历史叙事里。叶兆言写得如同榫卯，了无痕迹，故事安插的历史名人就像路标，宣示小说形象的实在感；衬引的历史事件又像幕布，托出家族叙事、儿女情长的深度。

故事的跨度其实不大，从北伐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二十余年光景，却呈现了南京生活的史诗风貌。作家并不追求长度，而是把故事写得宽博异常，那种人物的延展厚实、流转通透，使作品得到空前扩张。诸多故事单元同时延展，人物关系形成繁密蛛网。你完全可以拆解出小说的“构件”——丽君从革命者到堕落者的“名媛故事”，冯焕庭从投机革命再到抗日遇难的“军阀消亡”，绍彭、希俨这对密友走向不同阵营的“成长史”……

在这些“大板块”周围，还生长着碎小的“故事群岛”：底层女秀兰的影星路、闺秀碧如的失意情感、亚声的为国殉难、丽君“洋弟媳”的远嫁等等。可以说，《刻骨铭心》就像“民国故事集成”，如果用影视剧“故事主线”“男一男二”的思维来看小说，那就未免茫然。

因为，叶兆言有意让人物众声喧哗，显得力量均衡；穿插补述，又借鉴古典小说的“复线各表”。这就像史书里既有列传，也有纪事本末的效果。同时，这也削弱了传统主人公——主线的中心模式，用重心不断的位移散射，实现一种游牧化叙事。即使如此，《刻骨铭心》依旧有一个核心框架，那就是“民国女性群芳图”，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生存史”。叶兆言写得感伤慨然，如果抛开第一章和后记的区隔功能，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就是民国作家的手笔。

他的神奇，在于能同时生发、唤起太多“潜文本”。底层叙事带着张恨水的调子，哀婉感伤犹如郁达夫的气息，家族叙事又像林语堂的线条。绍彭、希俨对待革命，其实只是稀里糊涂的好感，就像巴金作品里的“青春激流”。最让人萦怀的丽君故事，贯穿始终，其实是重构了张爱玲式的“倾城模式”。

然而，叶兆言的深刻是发现了相似故事的悲剧内核——反讽性、分裂性与轮回感的糅合。丽君竟能由恨生爱，与前夫的仇家生儿育女；她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却又甘愿与汉奸同床交欢。秀兰从底层少女，成为电影明星，归宿又回到原点，嫁给当初提亲的小警员。冯焕庭淫人妻女，最终丽君和女儿锦绣也被何为所占。比利时的洋媳妇、锦绣都被母亲“诅咒”，应验了不幸。作家用一系列“差异的重复”、主题的再现，晕染故事的烈度，虽微澜，却惊心。

戏剧性的不可思议，往往却是最大的真实。叶兆言拒绝了一种普遍、恒久的人性观。相反，他写出了“人性的流变”，全都服从于“生存的意志”，根本无法跳脱。这是小说最具力度的地方。看到丽君，如同看到《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乱世里女人只能不断在男人之间流转，贪得点儿须臾的肉身安逸，获得些伪装成情爱的欺瞒。她们全是浮萍式人物，在乱世无根失据，只能靠当“太太”、做“姘头”、生孩子，才能换得片刻安稳。

小说里没有什么“原发的情爱”，全是男女兜兜转转、半路勉强的蹩脚结合，违背伦常的混乱偷情。男性形象或是抛妻舍家、另谋新欢、始乱终弃的玩家（如冯焕庭、俞鸿、何为）；或是软弱无能的希俨，给移情别恋的绍彭荒唐“顶包”，收拾残局——娶了被绍彭抛弃的碧如。也许，只有秀兰对希俨的痴情、丽君对亚声的爱慕、锦绣对父亲的怀恋，才是原生真情，而这大多吉光片羽。《刻骨铭心》注定是一部男性逊位的“阴性叙事”，正如小说中所言：男人死了，只剩下寡妇。

丽君、碧如、秀兰、锦绣的故事，其实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故事。她们折射了金陵女人，民国女性被迫浮沉，无可选择的生存。同时，她们也成为城池、历史演绎的“肉身载体”、女性记忆。叶兆言用说书人“远绍历史”的姿态，以淡然压抑着处处的留情。你会发现，叙述胜过了描写，生存欲望压过了伦理情感。他写出了民国女性最痛苦的暗影：真情被慢慢磨蚀，价值被逐渐耗尽，肉体欢愉麻痹内心痛苦，为了生存忍辱负重。

这时，我们再看第一章“烈女游娜”就别有意味。作家用一个当代故事开篇，“对话”民国名媛故事，恰形成巧妙的双关、互文和反义，一种有趣的跨时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