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用“关键一招”深刻表达了我们党和亿万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和感悟，也宣示了当代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和决心。回首我国出版业40年的历程，正是依靠这“关键一招”，挣脱思想上的桎梏，破解“出书难”“印书难”“买书难”；正是依靠这“关键一招”，打破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着力构建新体制和新机制；正是依靠这“关键一招”，推动事业与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重塑服务主体和市场主体；正是依靠这“关键一招”，不断提供丰富的出版产品和出版服务，努力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在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改革开放4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汇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版的千余种精品图书。本报见习记者 杨志成 摄  

挣脱思想上的桎梏，破解“出书难”“印书难”“买书难”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在经过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之后，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到方方面面、各个领域，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求知若渴。 

但由于十年“文革”使我国出版业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许多出版机构被撤销，大多出版工作者被遣散，致使出版生产力严重不足，无论是图书品种还是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据统计，1978年全国只有105家出版社，出版图书仅为1.50万种，总印数是37.74亿册，总印张为135.43亿印张。而在这些出版的图书之中，主要是毛泽东著作等相关出版物和少量的政治读物。对出版业来说，解决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所迸发出的对图书的渴望与其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成为一个紧迫课题。围绕着解决“书荒”的改革，由此提上日程。 

1979年12月8日—19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全面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果断地打破了地方出版社只能向本地作者组稿、出版“字大、图多、本薄、价廉”通俗小册子以及出版“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窠臼，将具备条件的地方综合出版社分设为若干专业出版社，明确了“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释放了地方出版的生产力。随着1984年6月21日—27日全国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在哈尔滨的召开和1988年5月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许多出版社实行自主开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推行了社长负责制以及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利用社会力量扩大出版能力，图书总量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 

在解放出版生产力的同时，图书出版用纸和印刷落后的矛盾也十分突出。1979年1月15日，国家出版局领导陈翰伯向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报告了困扰出版用纸和印刷落后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胡耀邦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召集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研究，通过调整新闻用纸的生产计划，特拨付约1亿美元进口纸张用于印书，解决了纸张供需的矛盾。那个时候，由于图书印刷管理不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生产能力不足，致使40%左右的大专教材不能课前到书。国家有关部门又对印刷业进行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把书刊印刷技术装备和器材纳入了国家整体计划生产供应渠道，缓解了图书印刷能力不足的问题。 

计划经济时期图书发行都是由新华书店独家经营、一统天下，出版社和书店之间是征订包销关系。这种过于集中的图书发行管理体制和经营形式，造成图书供应和销售渠道严重不畅，人民群众“买书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对此，出版业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在确保新华书店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参与图书发行环节，并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实施寄销和试销等购销形式，减少了不必要的流通环节。随后，又在国有书店推行了放权承包，进一步放开了批发渠道、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以及集体书店参与图书二级批发，通过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得到发展。如此一来，激活了图书发行市场，“买书难”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到1989年，全国出版社已增至462家，是1978年的4.4倍；出版图书达到7.50万种，是1978年的5倍；总印数为58.64亿册，是1978年的1.6倍；总印张为243.62亿印张，是1978年的1.8倍。“出书难”“印书难”“买书难”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扭转，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图书的需求。 

打破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着力构建新体制和新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的发表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围绕着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反映出版业自身发展规律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出版业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不懈实践。 

自1990年起，山东、四川、江西、广东、上海、辽宁等地的出版集团以及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先后成立。与此同时，以1992年德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总公司、广州新华书店集团成立为起点，湖北、辽宁、河北、黑龙江和北京等地的发行集团等也相继成立。这些集团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出版业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优化了出版资源配置。 

出版单位还积极借鉴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内部实行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实行全员竞聘上岗，正式在编职工和聘用人员同工同酬；干部人事制度实行中层干部竞聘上岗；分配制度实行目标管理考核，员工收入与工作业绩挂钩等，形成了单位管理人员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运行机制，调动了员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竞争意识。 

以新华书店为骨干，以大中城市为重点的连锁经营网络和物流配送也迅速起步，出版物市场地区封锁被打破，各地纷纷成立了图书批发市场，一批民营书店被授以“二级图书批发权”，催生了数千家民营书店。国有、集体、个体发行网点遍布城乡。截止到1999年年底，全国建成图书批销中心120多个，形成了长沙黄泥街、武汉武胜路、西安东六路和北京金台路等四大书刊批发市场。 

同时，针对一些出版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损害社会效益，出版产品数量规模增长过快而质量有所下降，出卖书号、刊号、版号，拱手出让和放弃管理权，甚至出版某些格调不高、粗制滥造、宣扬色情暴力、封建迷信乃至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出版物等问题，国务院相继颁布了《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原新闻出版署也制定了出版物重点规划，重新对出版社和报刊以及书店、批发市场、印刷厂等进行总体规划布局，治理整顿了“小报小刊小印刷厂”，基本扭转了单纯数量扩张、盲目铺摊子、低效运行的局面。 

推动事业与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重塑服务主体和市场主体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文化市场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做大做强出版业，迎接国际出版巨头的挑战，成为出版业的主旋律。在上世纪90年代推进集团化发展建设改革试点的基础上，绝大多数省市和行业都纷纷将本系统的出版、发行、印刷、物资供应等企事业单位乃至专业学校整合到一起组建集团。特别是中国出版集团的组建，更是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大船”。它囊括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家国家级品牌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等发行公司。截至2003年6月27日，新闻出版业共组建各类集团57家，其中出版集团11家、发行集团6家。组建出版集团是我国出版组织结构的重大调整，通过“有形的手”将资产、设备、技术、人员和信息等生产要素进行资源整合、合理配置、优化结构，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提高了出版单位的整体实力。 

但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体制弊端和机制障碍也随之显现。这些集团中的大多数尽管实行的是企业化管理，但还是事业单位。这种把公益性出版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性质与功能混同在一起的法人体制，使得其在组织结构、内在动力和运行方式上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既难以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出版文化服务，又难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壤中扎根成长，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新型市场主体，也使得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战略重组困难重重，融资渠道严重堵塞，制约了出版事业繁荣和出版产业的发展。 

2003年6月27日—28日，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推动文化建设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这是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对出版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了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出版发行单位就占13家，7家出版集团和出版社、6家发行集团先期进行了改革试点。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全面推进出版体制改革提供了示范、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在总结试点单位经验的基础上，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文化体制改革纲领性的文件——《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由此，出版领域体制改革全面推开。除保留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藏文出版社、盲文出版社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新华书店等为公益性出版事业单位外，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经营性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截至2012年9月，580家出版社、3000家新华书店，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初步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出版领域战略投资者和出版市场的主导力量。 

不断提供丰富的出版产品和出版服务，努力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业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目标，积极推动事业产业发展，取得了新的长足进步。但总体而言，出版业的发展与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对丰富的出版产品和出版服务的新期待相比还不完全适应，“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传世佳作还不够多，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亟待根本扭转。为此，出版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一些关键环节取得了重大进展。 

201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随后，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又出台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评价试点办法》，明确了可量化的标准，包括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指标。许多出版企业按照两个文件的要求，积极探索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实行企业党委成员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保证了党委对出版导向、重要人事和资产配置的决策权，也保证了董事会把党委的决定贯彻到企业的运营和管理之中。同时，还在出版集团和上市公司中设立总编辑岗位，统筹重大选题策划，组织重点产品生产，履行内容把关终审职责。 

面对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迅猛发展，许多出版单位不断改革创新，努力打破时空和终端界限，在内容、产品、载体等方面融通融合，运用网络技术激活多年所累积的内容资源，进行多种创意与多次开发，生产多种产品，并呈现多种形态。许多国有发行企业在巩固传统发行渠道地位的同时，加快网上发行主渠道建设，运用现代化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形成新的出版传播力。 

按照党和国家总体对外战略部署，通过大力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各项对外出版工程、翻译出版优秀出版物、担任国际书展主宾国和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加大了与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力度和广度。改革了出版走出去效果评估，注重走出去的成效，及时调整规划部署、完善方案设计，把讲求实效贯穿于走出去的全过程。 

2018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新闻出版管理职能划入了中央宣传部。这是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有利于加强党对新闻出版业的领导，有利于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新闻出版事业产业发展，有利于监督管理出版物内容和质量，监督管理印刷业，管理著作权，管理出版物进口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从历史、时代和战略高度，对我国40年改革开放进行的深刻总结和精辟概括。回顾40年出版业不平凡的历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关键一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出版业还必将依靠这“关键一招”，去开启繁荣的新征程，去开辟发展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