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读屏的社会文化寓意

数字技术让接触知识和阅读的手段更趋多元化，屏幕阅读已成为当下阅读最显著的新特征，对此,学者们甚至给出了“读屏时代”这样的概念。所谓的读屏时代，绝不是说读屏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纸质书阅读，成为唯一的阅读方式。恰恰相反，新媒体不是在消灭传统媒体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的依赖中产生的。正如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彼得·伯克在考察了媒体发展的历史之后指出的：“一种通信方式替代另一种通信方式的简单总结太过草率，例如电视替代了广播，或者互联网替代了报纸，等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交互并存，正如现代早期的欧洲，手稿和印刷体并存。两种媒体有可能会相互竞争，但两者之间通常会产生劳动分工。”直至今日,纸书仍然是主要的阅读方式，数字阅读只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这是因为决定内容承载形式的因素，也就是影响阅读的因素，“不仅是技术方面的，同时也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本文试图偏重社会文化寓意，对阅读和读屏做简要考察。

关于图书和阅读的社会文化寓意，学者们从信息传播或传播学的角度，早就给予了关注。尽管如此,对于当前数字化出版和数字化阅读的发展方向，要给出结论性的评说，为时尚早。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五百多年来，书籍一直都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教育和学术所依赖的基础。如果没有以书籍为形式一代代保存、传播、传承下来的资源财富，很难想象西方文化乃至当今世界文明将会是怎样的。但最近几年，却涌现这样的猜想，那就是我们熟知并重视的这个五百多年的文化是否有消失的可能。今天，图书出版业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其变化之深刻就如谷腾堡开始用传统的螺旋压印机来生产印刷文本那样。这个变革的动因之一是由数字化引起的科技革命，还没有人能准确知道这个革命将会在图书出版领域怎样演绎。”

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被誉为“媒体先知”和“媒体预言家与思想家”的20世纪媒体理论宗师、加拿大人麦克卢汉就曾预言：“文明赋予了野蛮人一只‘眼睛’，让他们用眼睛而不是耳朵去认知，而如今这种视觉世界与电子世界产生了冲突。”麦克卢汉基于电视和广播这种新技术所做出的判断和预言，在如今数字网络传播时代，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他有关新技术对传播效果影响的判断，对时下我们认识数字技术和数字时代，仍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他说：“那些体验到新技术第一次冲击的人们，不管是（通过）文字还是无线电，都会有着最强烈的反应，因为视觉或听觉的技术膨胀立刻形成了新的感官平衡，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新世界，在所有感官之中唤起一个有力的新‘闭合’，或新颖的互动模式。但随着整个社会工作和交往的各个领域吸收消化了这种新型的感知习惯，最初的震惊逐渐消退。而真正的变革发生在此之后，是所有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这种新技术所形成的新感知模式长期的‘调整’阶段。”也就是说,技术影响社会，影响社会变革，影响社会心理。

虽然我们目前无法根据数字化出版和阅读出现的短短时间来判断其未来的命运，但现有的发展状况业经形成的对社会行为、社会变革和社会心理的影响，足以引发学术界、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广大读者关注，足以引发人们对阅读本质的深思、对阅读社会和阅读文化的深思，以便在如何认识和对待屏幕阅读方面，形成共识和指导，保证我们的书香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行走在正确的轨道上。由此,对于这个已经开启但尚未形成的“读屏时代”，我更关注以下几个特征的显现及其对社会文化产生或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音画阅读的轮回与思想力的盈衰

如果说人类的书写和阅读是从读图开始，不断发展，从直观到抽象，从浅近到深远，从稀缺到巨量，从信息闭塞到知识爆炸的，那么，信息时代的阅读似乎又回到读图和听声的原点。读屏时代的阅读特征似乎呈现了初始阅读的特质：直观、简略、浅近，除了更易得、更大量、更具吸引力之外，人类的阅读仿佛走了一个轮回，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警觉和深思。有西方学者从社交媒体发展史的角度所做的研究，对我们思考人类的阅读，尤其是由互联网兴起所带来的屏幕阅读，很具有启发意义。社交和传播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大受欢迎，有三大原因或动力：“一部分是因为在350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猿猴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社会性大脑的进化；一部分是因为约10万年前人类有了语言之后流言的传播；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约5000年前书写的发明。它们构成了三个古老的基石，2000年来一直支撑着分享型的社交媒体，无论是罗马时期使用莎草纸卷，还是今天借助互联网。”这段分析告诉我们，社会性大脑提出了人的交往性需求，或者说提供了交往的动能，语言和文字则为人的交往提供了根本性的保证，无论是石头、莎草纸卷，还是互联网，都只是手段和工具而已。

人类因阅读而引发的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是从语言和文字开始的，或者说，是通过语言和文字发生的。如果上述研究无误，人类是从10万年前开始有了语言，开始了言语交流和通过语言相互传递信息和传授知识，这个传统一直到五六千年前文字产生之后仍然继续着，以至于神话传说和口头民间故事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资源型特征。口头文学甚至成为古希腊古典文明繁荣的重要催化剂，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学家在内的雅典社会，都十分崇尚口头文学，而对文字创作带有偏见。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语言体现着人的思维过程，而文字只是表达语言的符号而已。即便我们相信著名的《荷马史诗》“是以文字书写的形式撰作的”，但“没有证据证明有任何可以称之为‘阅读人群’的（人群）存在”。也就是说，可能由于图书制作昂贵难以普及，以及识字人口稀少等原因，图书阅读相较来说十分困难，传播的方法就是朗读或口头传诵。演讲和言说艺术备受古希腊人推崇，涌现出了许多影响至今的著名演说家。读书会或朗诵会也成为古罗马的重要传统，“到公元前1世纪末期，在仍然维持着宴会后朗读文学作品的传统的同时，出现了一种更加正式的宣传新书的办法，称为朗诵会（Recitatio）”。

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即图书和图书馆时代的标志。在他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希腊形成了读者群体和阅读图书的习惯，应该还出现了图书馆。从此，文字创作或写作开始主宰西方文明发展的进程，人类的现代文明也是依靠文字催生的。关于语言和文字对于人类文明演进的不同作用，一位学者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文字比口语更能发挥人的意识潜力，更富有表现力。文字的出现，使得思想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专长。口语稍纵即逝，且完全出于本能反应，思想因其滞后而显得无足轻重；文字具有更大的信息承载量，且打破了时间的限制，人的理性由此被激活。从某种程度上讲，书面化的文字绝不仅是一种记忆的提醒物，它重新塑造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世界，并赋予思想一个理想的前提，使其能够经受人们严格而持久的审视。文字对‘语言的凝固’创造了文化与文明，也催生了无数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

由语言到文字的发展，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人类最早的文字都是从图画开始的，现代人使用的文字都是由图画逐步简化演变而来的。由图画到图形，由图形到线条，由线条再形成规矩。就连字母文字，也是从图形文字的表音符号发展而来的。即便是抽象的概念，人类的祖先也有足够的智慧，用图形来加以表示。

关于这一点，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所以，最早的阅读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读图的传统。口耳相传和读图传统的重要优势（前者是面对面交流的情感体验和交流方式具有的故事性，后者是图形的辨识性和易读性）使得两者都具有了便于传播的特性。相隔几千年之后，它们又以新的形式实现了轮回。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在为伊尼斯的名著《传播的偏向》所作的序中有这样的描绘：“口头文化在我们的电子时代复活了，它和尚存的书面传统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关系。这和字母表出现时的情况是类似的。在20世纪，我们正在‘将磁带倒过来放送’。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他们的‘结局’是分类数据的荒漠，我们的‘结局’是新型的听觉咒语的百科全书。”希腊人那么崇尚的口头文化，怎么就变成了我们的“新型的听觉咒语”了呢？

几千年来，书写的传统取代了口头文化而成为人类文明最重大的推动力，它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绝非偶然。文字出现以后人类社会发生的日新月异且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文字出现以前的千百万年所无法比拟的。这要归功于书写，归功于阅读。“书写文字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意味着人的觉醒意识的各种关系的彻底改变，……书写文字以一种充分发达的文法为前提，因为书写和阅读的活动比起说话与听话的活动来，要抽象得多。”文字的构造原理、语法的逻辑体系以及书写的结构系统等，都成为思维和思想发展的驱动力。人类在书写和阅读中发展了思维，集聚了思想力，思维和思想力推动了人类自身的进化和人类文明的演化。这就是阅读的本质和阅读的真谛所在。什么是阅读？阅读专家给出过这样的定义：“可以促进理解的一系列复杂过程，包括推理、演绎推理、类比、批判性分析、反思和洞察。”阅读是通过接触文字、理解内容而促进思维的过程，接触和理解内容是方式，促进思维是目标。换句话说，阅读的关键是思维或思考。我们评价或考察读屏的意义，也必须本着这一原则和目的，或依此路径来进行。

关于文字如何激发人的思想，以及听说和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人的思想，对口头传统和书写文字一度产生严重纠结的古希腊先哲们与现代学者之间形成了遥远又相近的呼应，麦克卢汉引用一位著名学者的话说：“只要我们可以把柏拉图的思想视为古希腊思想的代表，非常清楚的是，文字，无论是在头脑中，还是书写在纸张上，对他们来说，而且从我们的立场来看，仍然在‘现实’世界中保持着巨大的力量。尽管最终它本身被视为非行动性的，但它现在不仅被视为是行动的源泉，也是所有发现的根源：它是开启知识和思想的唯一钥匙—无论言语或形象—能够打开理解世界的所有大门。在某种意义上，文字或其他视觉符号的力量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了……现在言语和数字思想成为唯一真理，而整个感官世界都被视为幻觉，除非思想被听到或看到。”

且不论在传播方面口头文化和书写传统的时空优势与局限，就影响思维和思想力方面两者的区别，更能说明其生命力和人类对其的依赖程度。仅从生理和人体接收信息的方式方面考量，阅读和听书就有很大的区别。阅读是用眼睛看，听书是用耳朵听，用眼睛看时人是专注的，认真看，看进去时也在用心；用耳朵听时，无论多么认真，也无法阻挡其他声音同时钻进耳朵里，这就是视觉和听觉的天然差别。在生理学上，眼睛是连通着心的，过目可以不忘，触目可以惊心；而对于听觉来说，耳朵与心的连接程度就要弱化得多，“左耳听右耳冒”就是用来形容不走心的听觉状态。另外，人在做任何事时，其注意力都是靠眼睛来维持的，正常人基本不存在手或脚工作，而眼睛四处游离的状况。经验告诉我们，至今仍刻骨铭心、能够大段大段随口说出的，还是小时候用心阅读甚至背诵的篇章，而几乎没有从广播听来的，听广播只是一时热闹或情感得到暂时的满足，不能持续很久。国外学者针对有声读物所做的调查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声读物现在已成为一个学术分析课题。就听书和读书之间进行比较时，其中一些问题会让人想起讨论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的利与弊时所提出的问题。通常人们论证有声读物不具有‘书本性’时，都会指出倾听是个被动的活动，听书时不像看书时那样需要高度集中精力，而且有声书没有书的样子。”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更加细致地为此提供了实证支持。该研究结果显示，读书时要比听书时更容易保持专注。研究人员比较了人们在大声朗读文章、听别人读文章和自己默读文章时走神儿的程度。结果发现，接受调查的大学生在大声朗读时，最不易走神儿，在听别人读时最容易走神儿，默读时的走神儿程度则处于两者之间。在随后进行的记忆测试中，那些大声朗读的人记得最牢，紧接着是默读的人，最后是听别人读的人。研究者认为，在听别人读书时，由于在阅读过程中缺少对实物的接触，从而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效果不佳。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霍华德·加德纳教授强烈反对有声读物，他十分坚定地指出：“对我来说，阅读是用眼睛干的事。”

美国研究者针对成年人和儿童阅读取向的调查，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关于用不同方式阅读产生不同阅读效果的研究，形成了呼应。针对成年人所做的调查显示，成年人更喜欢纸本阅读；成年人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阅读纸本，至少在某一年龄段之前，不希望孩子接触电子书。2011年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某研究中心“在过去的一整年采访了既读电子书又读纸质书的成年人，81%的人们说道：对于青少年儿童阅读来说，纸质阅读可能更好。来自于一年后的数据表明，父母认为，让孩子自己去阅读纸质书籍，这点非常重要”。父母不愿意让孩子过早接触电子产品，主要是担心他们的孩子会被这些数字设备所干扰，不能集中精力于阅读。这种担心不仅存在于一般父母中间，就连为人父母的IT界的精英们也一样。“硅谷的父母把他们孩子送到半岛沃尔多夫学校，在那里没有数字技术，只有纸、笔及编织品。这里面包括eBay公司首席技术官及谷歌、苹果、雅虎公司的员工父母。这些人都是技术爱好者，但是他们认为使用数字工具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而对于早期教育来说使用数字设备并不合适。”

来自于美国出版产业的调查数据，与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形成了呼应。“来自于出版产业的数据证实了家长并没有完全为青少年购买电子书。一项来自于鲍克在2012年秋天的研究发现，69%的家长希望6岁以下的儿童看纸质书籍，61%的家长希望年龄在7—12岁之间的孩子看纸质书籍。当被问到为什么时，父母们说道：除了自己喜欢看纸质书外，纸质书也能够使孩子免受打扰，集中注意力专心阅读。一项由哈里斯互动在2013年春季所做的调查显示，76%的孩子年龄在8岁以上的父母表示，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小孩阅读纸书。”最近几年来，美国针对阅读所做的调查显示，纸质书籍阅读又呈现增长的趋势，纸书阅读的“回暖”，也揭示出出版和阅读向“本质”的回归。数字阅读可能更适合作为一种补充，而不是取替原有的纸本阅读。

数字阅读的推广者在强调通过声光电的方法来刺激阅读，激发人们尤其是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时，恰恰忘却了阅读的本质，忘却了阅读需要平心静气，需要不受干扰地用心体会。记得大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如果兴趣需要外界的刺激才能产生的话，那这种兴趣不会持续很久。阅读也情同此理。如果孩子们必须通过所谓的“寓教于乐”“寓学于乐”才能激发学习和阅读的兴趣的话，那前景不容乐观。

自古以来，“苦读书”就是一种学习规律，更是一种人生规律。所以，阅读向音画的回归，不知道是进步还是倒退。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技术本身来说，它无疑是进步的，而对于正确地使用技术来说，它可能是倒退的。还是笛卡尔说得好：“单有聪明才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地运用才智。”笛卡尔的这句至理名言，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对于整个人类，都是一种警醒。由此，我们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能让读屏成为数字化时代唯一的阅读方式。不能让读图取代文字阅读，也不能让浏览信息代替思考性阅读；娱乐和游戏不能等同于读书，更不能让娱乐和游戏代替阅读。当我们尽情享受读屏所带来的易得、海量和视觉刺激时，更应该保持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力的训练和教育，而这种教育和训练的最有效方式，由人类迄今为止的阅读史研究所显示，阅读纸书，依然是最无以替代的答案。

日本学者对日本学生偏爱动漫与游戏的现状，提出了更加令人深思的担忧，即长期读屏会导致阅读能力的下降，以及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的丧失。在中国，泛娱乐也大有兴起之势，甚至有人预测，“未来，互动娱乐思维很可能会融入我们衣、食、住、行、娱乐、购物、教育等方方面面，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不错，娱乐符合人的天性，尤其是孩子的天性，但不是人的所有天性都需要顺应和鼓励，有些天性就必须克服和抑制，这是人类进化的根本途径。就教育和阅读而言，必须警惕泛娱乐化的倾向，否则会把孩子们引入歧途。我们不是一味地反对寓教于乐或寓读于乐，只是强调凡事有度。把正确的读书方法告诉我们的孩子，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

二、虚拟阅读与物质文化的得失

阅读，其实不止于阅读。阅读是一种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其必然具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人离不开物，物亦离不开人。人离开物，便无法生存；物离开人便没有生命和寄托。人就是物，物就是人。最高级的人，才升华为物，升华为器物，成大器者，乃为人物。凡世间事物，都是双重性存在，即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物质性存在是说其有形、有色，甚至有气、有味，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精神性存在是说其价值存在，即其存在的意义。无论是物质性存在，还是精神性存在，最终体现的都是人的存在。人既存在于精神中，也存在于物质中。物质也是人的精神体现，是人的意志创造，从而也是人的化身。尼采说：“人从自身中投射出了他最确信无疑的三个‘内在事实’，即意志、精神和自我—他首先从自我概念引出了存在概念，他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那作为原因的自我概念，设置了存在者的‘物’。之后，他在物中总是仅仅重新找到他已经放置于其中的东西，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物本身，再说一遍，物的概念仅仅是自我即原因这个信念的反映。”

物品的特性就是其属性，图书的属性是什么？出版的数字化和屏幕阅读，究竟有没有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出版业的基本属性，学者们各抒己见。书本的核心价值无疑是其所承载的文字内容，具有精神属性，但无疑它也是一种物质性存在，人也同样会在书本的物质性存在中找到自身的存在。“印刷书是出版业最有形的产品”，“文本成为文化文明与商业文明的一部分”。书籍是承载知识的工具，同时也是美轮美奂的物质文化存在。就这一点而言，人们无法在数字产品和数字阅读中找到这种存在感。研究者指出：“纸质书有它自己所独有的性质，即它作为书、报纸、杂志的实物性。当读到纸质书本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文学气息，也会有触感。用文学教授安德鲁·皮特的话来说就是，读书不仅是大脑的事，我们身体也要参与其中。假设你买了本纸质书，你就拥有了它；你可以给它升值，借给朋友，卖掉它，或者把它传承下去。而你从亚马逊得到的电子书却不是这样的。”

其实，关于图书物理特性的不可或缺，还体现在出版和阅读过程中的很多方面，我们仅从文化方式方面就很难想象，作者出版了一本书之后，每每示人或科研成果统计和展示必须登录网络虚拟空间，才能找到文字编排的方式，而拿不到沉甸甸的、甚至自己参与了设计的美感十足的实物，更闻不到墨香，触摸不到自然的纸感；很难想象在读者见面会上，面对排着长队、等待签名的读者，作者只能要求他们登录网络虚拟空间下载电子版。君不见百余年前某著名作家签名本的图书至今仍在读者之间以收藏的方式流传着；很难想象出版社自己的荣誉墙上展示的不是琳琅满目、开本各异、色彩迷人的精美纸书，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阅读器，或者一台随时需要登录网站、点击各种界面的电脑。

可以说，读屏时代的阅读方式剥夺了人们通过阅读和购买载于书本的知识而产生的物质上拥有的仪式感，而这种拥有和仪式感是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情感定势。纸书时代，人们在通过读书和购书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同时，还获得书这种实物的占有。通过读书、购书和藏书，人们不止获得知识，还得到对书本设计的欣赏和坐拥书城等其他意义上的精神满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如今的书籍包装俨然已成一门艺术。浏览一番书架上的图书，本身就是叫人流连忘返的一件美事，是眼睛的一次大享受。在某种情况下，书皮就是全书最好的一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不同图书装帧和设计形式，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这种审美的感受及其呈现出的文化多样性，是冰冷的机器阅读所无法给予的。信息化和大数据仿佛给予人类更多，给予人类获得知识的无限的可能，但却剥夺了人们建立在少量拥有上的物欲满足感，以及由物质拥有带来的某种精神满足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拥有全部就是一无所有。机器阅读带来的这种物质感的缺失，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于知识获取和学习的乐趣，以及学习的积极性，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和思考。

纸质图书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也是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既有作为文化特质或内容的抽象或无形的一面，也有把内容承载或包装起来的物质形态或有形的一面。正如包括康德在内的西方古典哲学家反复阐释的，任何物质既是艺术或有形的物质存在，也是思想或哲学的精神存在，精神存在于物质之中，或者说，精神必有其所依附的物质，物质就是其表现形式。图书的文化物质形态，还在于其具有超越阅读的文化性，比如作为收藏品和装饰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成为一种神圣之物，而具有了庄严的力量。在2013年的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摆放的大量华丽金箔图书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图书制作方不无骄傲地说：“电子书做不到这些。这是一门艺术。人们想用眼睛看，想用手摸。”另外，图书作为有形文化的特征，在人类的文化传承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图书馆馆员和珍本收藏家能够了解把一本珍贵书籍捧在手里所产生的情感。芝加哥大学特殊收藏研究中心图书管理员爱丽丝·施赖尔说：“拿着一本几百年前的古书，就会产生一种对那个年代的亲切感……而谁曾在什么年代接触过这本书，也是这本书历史的一部分。”

图书的物质性，还体现在读者对书所饱含的特殊情感中，这种特殊情感可以用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予以解释。学者们早已关注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印刷形式与电子形式的内容传递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发生的变化，那我们就不能只关注技术变革，还应关注这些书本内容所植根和被使用的生活及社会实践。”除了阅读之外，图书还具有其他文化涵义。崇拜书籍的大有人在，甚至有人把书籍当作枕头枕着来睡觉。一位读者在买到了自己心爱的新书时这样写道：“我在书架中为这本新书找了个位置，但愿自己会喜欢上它。经过这本书旁边的时候，我会深情地望着它桃红色的书脊，努力想让它觉得是受欢迎的，就像一个继养的孩子一样—不是我自己的骨肉，也不是过继来当自己的养子，而只是为一个陌生人临时找一个家—永远也不让它知道，它温暖的颜色总让我想起自己的损失—那本令人肃然的黑色封皮的书。我并不经常打开它来看，知道我拥有这么一本书就够了。”

无论什么样的精神，都需要有所寄托，所托之物便因此具有了价值。图书作为以内容为主的精神性价值，同样需要有形的物质作为依托。人就是在这种有形的寄托之中，显示着自己作为内在精神性动物的外在性存在。这种外在性存在，在这位读者堪称人生感悟的文字中，不禁令我们为之动容：“当我们老去，已然看清一切事物，经历过拥有又失去的伤感，同时还会继续为其束缚时，我们会张开滑稽而热烈的臂膀将那一大堆枯朽的书籍紧拥在我们怀里，这时，我们也许会想起李尔王所说的：‘这一切早已发生过，我并没有迷失在人迹罕至的蛮荒里，只不过，在这场伟大浩荡的行进中，轮到我独自前往了。’”

三、媒体融合与读者身份的转换

数字化和读屏时代给出版和阅读带来的巨大变化，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出版和阅读的本质，重新审视出版业媒介或传播特征的凸显，重新审视读者受众身份的转变。实际上，虽然我们从情感上还沿用出版和阅读的概念，但由于其媒体或媒介和传播的特性被无限放大，全社会在谈到所谓的数字出版或全媒体出版之时，都采用了新的概念—媒体融合。因此，阅读也发生了变化，读者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读者更具有受众的特征。关于这一点，国外学者给出了这样的学术讨论：“多媒体和缩放功能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改变内容的媒介形式是否会改变作品本身。我们针对印刷文本和电子文本讨论过‘载体与内容’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其实面临着更加广泛的分歧。仔细想想有声读物。当我们是用耳朵听到而不是用眼睛看到同样的词句，媒介的不同是否改变了阅读的意义？”就阅读而言，更多的媒体或传媒特征，使得人人都可以很方便地参与创作的所谓互联网出版，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人人尽言尽欢的舆论场，读者变成了受众，变成了既听且言的参与性很强的受众。在这种情况下，阅读和读者深深地打上了传媒特性的烙印。

信息化和大数据应用的读屏时代貌似带来了人类社会上前所未有的平等，提供了最低成本的沟通和交流通道。正如Facebook（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所言：“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拉近大家的距离。”千百年来受知识精英统治的知识王国和舆论世界前所未有地呈现出开放和平民化倾向。表面上，从读者寥寥到人人皆是作者，从信息匮乏到知识爆炸，人人都可以更低成本和更低门槛地获得发布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机会和渠道。但实际上，这种看似的自由和平等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即在互联网和信息平台上，我们更容易受到裹挟和蒙蔽，更容易遭受芜杂信息的干扰而陷入偏狭。2018年3月17日，英国《观察家报》和《卫报》以及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英国战略交流实验室公司(SCL)的美国分支机构剑桥分析公司“窃取”5000万脸书用户信息的事件，称这些信息有可能被用于政治。据英国《观察家报》爆料人怀利所述：“我们充分利用脸书用户档案信息，依据对他们的了解建立模型，投放内容迎合他们内心邪恶的一面。”虽然关于美国总统竞选数据战的报道难辨真假，但这件事恰恰显示了大数据和信息操纵已经侵入了整个公民社会的态势。关于技术如何为统治和管理服务，马尔库塞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他还说：“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在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分析中，他犀利地指出：“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新的科技革命也必然带来新的制度革命、新的管理革命，这种新技术的传播或媒介特征，也必然带来宣传和舆论控制方法的新革命。

在现代传播学的视野下，“传播技术的伟大进步，反而加重了人们彼此理解的困难。就连科学、数学和音乐这些西方思想的最后庇护所，也陷入了机械化俗语的控制。商业主义需要造成新的语言垄断和新的理解困难，甚至阶级斗争和语言族群的斗争也成为语言的垄断”。无论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现代世界的竞争，最终必将上升为文化的竞争，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文化的竞争直接演变成对话语权的争夺。为了各自的利益自说自话，自然彼此互不理解，甚至争斗不休。在价值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传播方法和传播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的新媒介传播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体现出了诸多新特点。现代传播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罗德·伊尼斯指出：“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又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超越了“轻巧而且便于运输”的条件，突破了原有的物理空间，建立起了无障碍的虚拟的传播空间，因此自然成为竞争的焦点和主战场。在现代文明社会，赤裸裸的教化已经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制造所谓大数据以此诱导公众，便成为隐性的策略。也难怪，因为这完全符合媒介的特点，符合传媒的规律。回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道路，在伊尼斯看来，每一次技术和媒介的革新，表面上带来的都是新的自由和民主，而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幻觉。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幻觉，是因为大众看似自由发表意见，实际上他们是受到了媒介的引导，而自己并不知情，并不知道有人利用媒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彼得·伯克在分析信息传播过程时指出：“信息在不同的媒介和语言间传递，更确切地说，是在不同的人之间传递。其中有不少‘守门人’，他们可能给自由的信息流设置障碍。‘知识经纪人’则积极地推动知识的传播。无论什么情况，不同的个人或者群体对相同的信息或许会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往往有自己隐藏的目的，将知识用于初始传播者无法想象的地方。”信息或知识传播过程中，“守门人”有时是必须的，因为必须保证符合公众利益的信息或知识之传播，直至目前，出版社的编辑一直在充当必不可少的“守门人”的角色。信息化时代，扁平化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传统意义上传播的权威阶层受到挑战。澳大利亚文化学者约翰·哈特利和贾森·波茨在他们的研究著作《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中谈到了这种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新态势，他们认为“数字媒介和社交网络使讲故事民主化，却不普及对立的‘攻击性狭隘主义’—但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非专业人士可能学会很多故事，胜过少数主导国家政治、电影、新闻和教育的人士”。也因此，“数字媒介和社交网络使建构‘我们的’亚部落机制更加有风险、复杂、开放、不确定和多价值，这个势头有增无减”。认识和利用这种传播特征，一些组织和大型机构应运而生，充当起“知识经纪人”的角色，他们制造和发布信息，并制造大量的跟帖和转发者，引导更多的人发表意见，形成所谓的大数据。所谓的大数据又反过来产生诱导，让人误以为这就是“民意”。这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现象。

可以肯定的是，“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这种新技术、新媒介和新文明像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一样，又一次率先从西方开始，西方对此的认识和应用显得更加熟练。看看伊尼斯是怎样说的：“在西方文明中，稳定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认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我们不仅关心对广袤空间的控制能力，而且关心对长时段的控制能力。我们对文明的评价，要看它对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的关心。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网络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内容更新快和覆盖面广的特点，因此应该首先具有空间观念，即首先迅速传遍全球，占有先机话语权。例如，谷歌的宣言是“让信息在全世界触手可及”。与数字阅读或网络屏幕阅读相比，纸质图书的时间偏向更强，因为图书保存和流传的时间更长久，更具有稳定性，因此也是维持社会长期稳定的砝码。但一个个的新媒体对它的定性产生了冲击，伊尼斯论述了比图书出版周期短和传播速度快的期刊和报纸。他说：“书籍是思想长期钻研的成果，具有稳定作用。但是，期刊和报纸的增长却破坏了书籍的稳定作用。”德国的一位军事家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对和平构成危险的，再也不是王公的野心，而是人民的情绪，是面对国内情况而感到不舒服的人民。”这样的情绪往往是由媒体引发，并不断推波助澜的。现在轮到了互联网，轮到了以互联网为根基的各种屏幕阅读，它们比期刊和报纸传播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甚至可以即时直播。这也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图书出版和传统阅读与新媒体出版和以网络为基础的屏幕阅读，具有本质的区别。图书是物体，互联网是媒体；读书的人是读者，网民是受众；图书的价值在于育人，媒体的价值在于影响人。因此，在读屏时代，把握出版和阅读的本质性变化，从而把握思想和价值引领的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在报刊等媒体出现时，西方学者就给出了这样的判断：“美国思想的领导地位正在从大学转向廉价杂志”；当广播电视出现时，这句话变成了：“美国思想的领导地位已经传递给了广播和电视”。很显然，在互联网时代，在读屏时代，美国仍然会努力把“美国思想的领导地位”传递给互联网，传递给屏幕。能够引导公众的大数据，便是其理想的通行证。制造和传播大数据，看似是新时代新科技产生出来的顺应民意，实则是一种新形式的引导民众。

读屏时代给阅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给人生带来了多彩的体验，但也给人带来了更多的困惑甚至干扰。霍金说，“我们称之为智慧和科学发现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存活的好处。这种情况是否仍会如此没有这么清楚：我们的科学发现可以轻易地毁灭我们的一切”。对于数字化的互联网时代，可以套用英国著名文学家狄更斯的一段话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诚信的时代，这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这是一个绝望的春天；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每个人都走向天堂，每个人都堕入地狱。

我们说，在互联网时代，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同时得到了最大的释放。无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都离不开阅读。出版人的期盼和信念在于，最好的需要用阅读日日滋养，最坏的需要靠阅读渐渐消弭。也许，这就是我们应该具有的文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