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路径探索

据统计，2017年我国共输出版权13816项，其中，输出出版物版权12651项（包括图书10670项）；共引进版权18120项，其中，引进出版物版权18037项（包括图书17154项）。2008年~2017年十年间，出版物版权输出与引进比从1∶6.9缩小到2017年的1:1.43。

中国图书版权在“走出去”数量上取得斐然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从版权引进和输出的地域来看，我国引进的图书版权主要来自美、英、法、德等欧美国家及亚洲的日本，但向这些文化强势国家输出的图书版权数量却有限。从右表可以看出，我国与欧美日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逆差还是很大的。另一方面，从图书版权输出的内容来看，语言文字类、文学类，以及弘扬主旋律的主题出版类图书，仍是“走出去”的重头品类。因中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各方面的差异，真实反映我国学术发展现状，反映学者对当下中国深度研究和对世界秩序理解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在“走出去”图书中的占比很低，输出难度很大。

一部中国人文社科学术著作经授予版权，由国外权威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不仅意味着对著作者本人学术水平的认可，更意味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成果的认可。而学术作品的购买者，一方面可能是相关学术领域的学习、研究人员，他们往往属于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可能是大学或公共图书馆等机构，有学者曾说过，欧美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系统十分成熟，一本书能够进入欧美国家图书馆，就等于进入了西方主流社会。因此，在现阶段积极拓展人文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路径，不断提高中国学术图书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地位，对于真正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夯实文化自信都非常有意义。

内容创新，打造“外向型”图书产品

从需求出发，有针对性地策划选题。商务印书馆在启动“走出去”项目之初，曾借与国际著名专业出版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之机，向对方版权经理推荐了一系列堪称经典的中国法律文化、理论和史学图书。但外方对这些图书并不感兴趣，他们坦言，对于西方人而言，目前对中国法律最想了解的是，他们如果来华工作、生活、投资，将面临怎样的现实法律环境。在进一步调研外方最迫切了解的法律领域及最具说服力的案例来源的基础上，项目团队迅速从民商、经济法领域入手，策划了一系列解读经典实判案例的法律图书，取得了显著成绩，初步实现了“走出去”图书的规模效应。

加强学术规范要求，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西方国家对学术图书的规范要求很严格，翻开一本外文原著，会发现每页的注释都很多，有的甚至达到了几乎每句论述性的话都要求注明出处的程度。此外，参考文献、缩略词汇总、索引、案例汇总、各种图表清单等，都是学术书必备的要件，通常附于正文之后，或者有的在正文之前列示。因此，中方出版社在策划“走出去”选题、组织作者写作时，就应该特别提出学术严谨性问题，严格注释规范，各种附录都应齐全，以免被国外出版商拒之门外。

调研外文编辑体例，符合国外读者阅读习惯。中文图书输出版权后，向外方出版机构一般交的是翻译稿，如英译稿。这就要求中方编辑认真研究外文图书的编辑体例，如标题层级的划分，西文一般习惯于用“Ⅰ、Ⅱ、Ⅲ、Ⅳ……”等方式划分章节层级；再如标题首字母的大小写、正文字体字号、每节段首是否缩进以及数字、年代、标点符号的使用方式等，都需要认真研究并落实到译稿中。

把握细节，从形式上打动外方出版机构。“外向型”图书的篇幅不宜过长，切忌长篇大论，一般以20万字左右为宜。这样的图书，版税区间合理、翻译过程可控、出版周期也不会过长，易于被国外出版机构所接受。学术图书具有精读、供查阅等功能，须具有较强的耐用性，因此在装帧设计方面，以16开精装本为宜。此外，封面应尽量设计得简单大方。例如国外很多出版机构的学术图书都有固定的封面模板，具体到每本书，仅改动色块和文字，这样既省时省力，又容易形成自己的品牌效应。

树立契约精神，

整体把控“走出去”图书出版环节

一项图书作品的版权输出，涉及多方主体，出版社在处理与各方的关系时，依据合同确立各自的权利义务，并严格履行合同条款，能够有力地保证“走出去”工作的顺利进行。

首先，中方出版社应确保已从中文图书作者手中取得了该图书拟输出相应语种（如英语）的出版权，这是图书能够“走出去”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与国外出版机构签订版权输出合同后，中方责任编辑应牢牢把控各关键节点，何时交样章、何时交成稿，都应严格遵照合同规定执行。如遇特殊情况确需延期，应至少提前一个月向外方出版机构作出解释，并争取宽限期。

第三，在履行与译者的委托翻译合同时，可以从翻译工作刚启动时，就与译者协商制订工作时间表，密切关注译者的翻译进度、译稿质量，避免签完合同就万事大吉，等临近交稿才发现翻译工作不如人意，无法向外方交稿情形的发生。

此外，向外方交稿后，外方编辑会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在正式出版之前，一般都会发给中方编辑确认其修改意见。此时，应征求原中文图书作者、译者的意见并取得他们的书面确认，以确保国外出版商的修改不篡改图书原意、保持作品完整，充分尊重作译者的著作权，避免反向违约。

协调各方资源，注重营销宣传

提供内容支持，配合国外出版机构宣传。中方责任编辑是最熟悉“走出去”图书内容的，可以在外版图书问世之前，总结该书在海外市场的目标读者、能为读者解决的实际问题、图书的比较优势在哪里、该书的作者影响力等问题。将这些内容提供给外方出版机构，既可用于图书出版后的营销宣传，也可直接作为撰写图书封底宣传文字的参考。

积极调动作译者资源，扩大图书的海外影响力。成功“走出去”的学术图书，作、译者通常都是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本身就可能与海外学术机构、科研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邀请作、译者一起参与到外文版图书的宣传推广中来，往往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例如笔者曾经手的一本“走出去”图书，英文版出版后，原书作者自购一批，赠送至其曾访学或有过学术交流的外国大学的图书馆，起到很好宣传效果。另有一本输出版权的法律图书，译者是美国知名律所的律师，她通过参加行业会议发表演说的机会，嵌入式地宣传该书，在业内取得了关注。此外，通过作、译者邀请国外相关学术领域的专家为“走出去”的图书撰写序言、推荐语，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

回归核心，以人为本

组建“外向型”编辑团队。“外向型”编辑团队的成员，一方面必须是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熟悉该专业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发展状况、前沿问题，这是策划出“外向型”选题的前提；另一方面，外向型编辑还必须熟悉国际版权贸易规则、了解国外出版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这样才能在“走出去”图书后续的具体运作过程中有的放矢。

逐步建立翻译人才专家库。出版社在“走出去”时，要解决翻译人员难寻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采取以下几种办法：第一，可以与国内相关专业院校的外语学院建立长期合作。例如，笔者所在项目组与某政法院校下属外语学院建立深入合作关系，能够为“走出去”的法律图书迅速匹配合适译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第二，积极调研国外相关学术领域的汉学家，争取与他们建立联系，他们既精通自己国家的语言，又了解中国文化，是翻译相关领域学术图书的极佳人选。第三，留意在国外取得专业学位，并留在当地从事相关工作的华人华侨，他们在国外高校做学位论文时受过系统训练，谙熟西方学术文章的表达方式，同时又精通中文，他们也是驾驭学术著作“中译外”的理想人选。国内出版社可通过授予荣誉专家称号、支付优厚翻译稿酬等方式，激发上述人才对翻译中文学术书的兴趣，逐步建立自己的译者专家库，为做好“走出去”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