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由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国版协等主办，中华书局、北京印刷学院等协办的2019年首届印刷出版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作为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的平行活动，本次研讨会首开国际印刷出版文化研讨和交流之先河，来自世界各地的120余位专家学者、业界代表参加。中国版协理事长柳斌杰作主旨演讲，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作为专家发表报告。

本次会议，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作为协办方代表出席，《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张玉亮、胡雪儿陪同参会。这是继第二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武汉）、印刷出版文化学术研讨会（北京）、橘洲讲坛·新书堂（长沙）等之后，《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第四次参与协办出版文化领域的学术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中华书局和《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影响力进一步传播，在密切联系学界与读者、推动相关领域研究方面起到良好作用。

以下为徐俊总经理的报告。

一、图书出版贯串了人类文明的全过程

书籍，是顺应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产生的。人类在生产劳动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以至于需要将其记录下来，这时便产生了最初的文字。可以说，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精神文明。

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就产生了独立于自然界存在的“意识”。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人类在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获得的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意识可以作用于物质，并可以再产生新的物质文明。由于意识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就产生了将意识加以记录、保存、复制、传播、交易、发展的需求。最初的书籍，就是在这种需求下应运而生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和技术日益革新，作为记录、传承人类精神文明的书籍的形式也与时俱进，出现了多种形式。从金石竹木等硬质出版，到绢帛叶纸等软质出版，再到磁盘、光盘、互联网等数字乃至虚拟出版，图书出版贯串了人类文明的全过程，深刻反映了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潮流。

二、出版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

（一）作用之一首先是出版推动社会分工与发展。

随着书籍与出版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传播文化知识的人，如学者、科学家、教师、传教士等。这一分工引发了一些列的分化，如：知识门类的分化，由于知识的传播内容向深度、广度发展，从对感觉或经验的描述向进行理性思维发展，逐渐形成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向固定的对象传播，于是公民、大众、学生、教徒等各种社会角色出现；与之相对应地，形成了固定的传播场所和渠道，如学校、教堂、公共场所、网络系统等。

出版促进了社会分工、学科分类、社会角色和社会空间的分化，并为各个领域得以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进步提供智力支持，深刻地型塑着人类社会的面貌。因此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早就指出：“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二）其次，出版实现文化积累与传承。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有一代文化之胜。出版使知识的代际传播成为可能，纵向的传承使人类可以对已取得的精神文明成果不断积累、丰富、完善、发展。

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最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有着最为丰富的书籍文化遗存。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丰富的图书遗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两项与出版有关。非仅如此，中国还出现了与传世典籍的保护、研究、利用密切相关的专门学问，即传统的古文献学科和古籍整理，涌现出众多以传世典籍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学家和以古籍整理出版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就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此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了国家层面的部署，善本保护和古籍整理两方面工作得到长足发展。虽经“文革”历经波折，但在恢复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所在的中国版协古工委，成员单位达到40家，这一大批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的古籍出版社在时代呼唤下繁荣发展，屡创佳绩。

（三）出版的第三个重要作用是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

出版使知识的跨区域传播成为可能，横向的扩散使人类可以将已取得的精神文明成果突破地域的限制，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而图书出版，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向斯里兰卡政府赠送《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图书100种188册。2015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南美四国，向哥伦比亚总统赠送了《大中华文库》西班牙语系列的全套图书。2019年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前，马克龙向习近平赠送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

三、新时代出版人的历史机遇与时代责任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发明了书籍，除了记录知识以传承文化、交流文明等目的以外，还出现了一个以书为业的行业，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毋庸讳言，也有一个派生的目的，就是谋生与盈利。

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数量日益增加，书籍和出版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图书的社会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了专门靠书籍盈利谋生的人，同时也就出现了与图书有关的交易行为。

中国最早的书店大约开设在西汉时期的长安，那时已有 “书肆”，出售简策、帛书等形制的书籍。此后又出现了“佣书者”，就是以抄书为生的人。西晋左思《三都赋》中有“洛阳纸贵”的说法，从侧面反映了写本时代图书生产和流通的情况。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宋代，刻书业空前发达，形成了官府刻书、书坊刻书和私人刻书等各种颇具规模的刻书中心。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为图书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基础。

《清明上河图》中的集贤堂书坊

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机，使书籍印制从手工操作过渡到机器生产。印刷技术的划时代变革，催生了出版社、报社、期刊社等近代文化产业。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一些新职业，如编辑、记者、出版商等。这些产业或职业又涉及一些新的专业领域，如著作权、知识产权、版权贸易等。出版业进入现代化阶段。

时至今日，我国目前已有500多家出版社。2019年7月2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正在不断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具体到新闻出版业，2018年，图书品种51.9万种、总印数100.1亿册（张）。

具体到中华书局主要业务方向的传统文化出版，党和国家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六十年前，1958年2月9日—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中华书局被指定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并承担了会后制定的《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中的大部分项目，其中包括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项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关于古籍小组成立的报道

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古籍小组正式恢复。受小组委托，中华书局制定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草案并承担了其中一半以上的项目。

1992年5月25日—31日，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修订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华书局仍然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项目，并受古籍小组委托编纂出版了《古籍整理图书目录》。

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此次推荐图书的范围为1949至2010年间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在千余种图书中遴选出向全国读者推荐的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丛书计1种）。这批推荐图书兼顾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代表目前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而中华书局在这91种图书中占了34种，是入选最多的出版社。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我们举全局之力实施的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为代表的古籍点校整理类项目和以“中华经典古籍库”为代表的数据库项目，都是新时代涌现出的佳作。

近年来，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古籍经典外译项目，不仅完成了英、法、德等大语种外译，还启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小语种外译工作。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顾出版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历史作用，是为了更好地认清方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出版人应肩负起更为光荣的历史使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积极、开放、包容的心态，努力创造更加辉煌的文明硕果，为社会进步赋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