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二十四史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汉］司马迁 等撰 顾颉刚 等点校

中华书局2019年9月版，38000.00元，ISBN：9787101140729

《史记》（点校二十四史修订本 全十册 精装），[汉]司马迁 撰， [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中华书局2013年10月出版，590.00元，ISBN：9787101095012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由陆费逵先生在上海创办。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推行新式教育。梁启超、于右任、舒新城、陈寅恪、顾颉刚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均为中华书局的作者。

近年来，中华书局本着“守正出新”的理念，组织实施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目前，修订本《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隋书》，已经陆续出版，上市后屡有佳评。同时，中华书局在打造经典普及图书方面，多有佳绩。

创建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克服一个个困难，不断开拓创新，是因为中华书局人一直秉持着建局之初创办人陆费逵先生确立的“强毅、专一、前进”的企业文化精神，坚持“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的宗旨。

■发展历程

守正出新

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第一品牌

中华书局于1912年元月由陆费逵先生在上海创办。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之一。书局陆续出版了《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影响深远的辞书和古籍类图书，编辑出版了2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享誉海内外。

建国后，中华书局从全国文史界调来各处一流专家，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传统文化整理与出版的事业。那一时期，中华书局工作着一大批“学者型”编辑和出版家，也因此在出版项目和学术交流上占据了高地。

1954年，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从上海迁至北京。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齐燕铭任小组组长，金灿然为小组成员并兼办公室主任，指定中华书局为小组的办事机构。3月7日，文化部下发文件：中华书局属文化部领导，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著作为主。至此，中华书局成为一家出版古籍整理及相关普及读物的专业出版社。

1958年7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同志组织标点“前四史”。接到毛主席指示后，吴晗、范文澜于9月13日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了“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1959年至1965年间，先后出版了《史记》《三国志》《汉书》《后汉书》。经历一段时间的中断后，1971年，“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启动。中华书局再次借调一批专家参加“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工作。“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则交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组织人力来做。1978年，点校本《宋史》出版，标志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这一代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至高成就的出版工程，正式完成。

1978年3月7日，国家出版局正式发函，重申中华书局是整理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1979年8月，国家出版局宣布中华书局恢复原有建制。自此，中华书局恢复了1958年以来的古籍整理出版专业特色，高品质的古籍整理图书成为中华书局品牌的底色。中华书局积极策划选题，联系作者，短短几年间，就出版了许多有分量的重要典籍，如《全金元词》《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迅速在海内外学术文化出版界展现了独特的出版个性。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国务院同年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就设在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承担了许多重要项目，如《新编诸子集成》《甲骨文合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大唐西域记校注》《古逸丛书三编》《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孙中山全集》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中华书局自觉肩负的文化传承的使命和责任，还使得中华书局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普及，如定位于“大专家写小文章”的《文史知识》，还有开风气之先的引进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普及书刊。在这个阶段，中华书局涌现了许多学者型编辑，与一代代学人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

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中华书局面临严峻的考验。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由于投入大、周期长、读者面较窄，要自负盈亏，困难很大，曾一度四处出击也没能走出困境。2003年的“弘扬传统 重塑品牌——中华书局与学界共商重印书规划座谈会”上，学者纷纷贡献金玉良言，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勉励书局 “守正出新”，这四个字成为了中华书局新时期的出版理念：在坚持中华书局出版传统和专业优势的基础上，面向当代读者需求，适应市场需要，拓展多层次出版格局。

中华书局出版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读史方舆纪要》《琴曲集成》《中华国学文库》等重要典籍，《顾颉刚全集》《陈梦家著作集》《黄侃文集》《余嘉锡文集》等现代学术大师和重要学者的文集，还有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力作，受到学界的肯定，品牌重新焕发生机。2006年中华书局启动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广受关注，温家宝总理批示：“致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努力提高古籍整理出版水平。”

在市场化“出新”方面，中华书局大胆开拓，陆续推出《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论语心得》《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等普及读物，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中华书局的读者受众和影响力扩展到了更广大的大众层面。

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了百年华诞。百年再出发，中华书局面临新的时代和机遇。近十几年来，中国从上到下，都在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和内涵的准确阐述，都为中华书局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中华书局“十三五”规划、2017年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实施纲要、到“十九大”之后的产品结构、机构调整，都聚焦于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的第一品牌。

中华书局近十几年的探索，积累并扩大了中华书局的品牌和资源优势，在“守正出新”的宗旨指导下，既要坚持在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的专业化的基础上大力拓展传统文化大众出版，建设“中华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品体系，又要大力推动传统文化出版的数字化融合发展，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数据中心。

依托中华书局传统出版的丰厚资源，2014年，中华书局自主研发的大型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上线。2015年，中华书局将数字出版放到与传统出版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成立了中华书局独资子公司古联数字公司，推动古籍数字出版加速发展。在“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基础上，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总库”，形成系列数据库集群，力争成为国内领先的优质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内容提供商和知识服务商。

回顾中华书局创建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克服一个个困难，不断开拓创新，是因为中华书局人一直秉持着建局之初创办人陆费逵先生确立的“强毅、专一、前进”的企业文化精神，坚持“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的宗旨。唯有强毅的精神，中华书局才能几十年磨一剑地创造精品；唯有专一的精神，中华书局才能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建设；唯有前进的精神，中华书局才能与时俱进，开创新局，改革向前。一代代中华书局人努力奋斗，创造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局面。

多年来，中华书局除了关注自身的发展，还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中华书局每月一期的“伯鸿讲堂”，每年的“4·23读者开放日”活动，两年一届的“伯鸿书香奖”“中华之星国学大赛”和“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向公众推荐优秀传统文化书单等等，均是书局面向不同读者，用不同方式，推动全民阅读的开展，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民生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自己应尽责任的表现。

放眼未来，中华书局要继续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专业走向大众，从国内走向国外，贴合“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要求，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展现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树立文化自信的事业上奋勇前进。

■品牌好书秀

纪念珍藏版“二十四史”

献给新时代的家与国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古代大量宏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中国拥有近4000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二十四史”的修撰与刊刻，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相依相伴，是世界上唯一载录绵延数千年的信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以源源不断汲取的智慧源泉。

“二十四史”以纪、传、表、志的架构，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末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涵盖了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二十四史”大多出自历代皇帝敕撰，后经清乾隆皇帝钦定，因此“二十四史”拥有“国史”和“正史”的地位。中国素有纂修、刊刻“正史”的传统，历代多由官方组织实施，形成各自时代的标准本，通行于世，人们所悉知的宋刊“十七史”、明刊“二十一史”、清刊“二十四史”，无不如是。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一套经过标点校勘，更准确、更清晰、更便于阅读的“二十四史”新本。

1956年，著名学者、长期在文化战线工作的郑振铎先生，在《人民日报》《政协会刊》先后发文，明确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首次系统讨论整理“二十四史”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组织标点“前四史”。吴晗、范文澜随后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制订计划，优先整理出版“前四史”，并兼及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出版工作，以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索的本子。新中国版“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历史传承，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在党和国家有关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部署下，高效组织有关力量，集中各方面资源，合力完成的一项宏大出版工程。“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完成了从博古架上的“古董”到人人可取而读之的现代读本的转换，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史记》首先出版于1959年，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宋史》最后出版于1978年，标志点校本“二十四史”最终完成、全部面世。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问世后，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成为之后海内外学术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普遍采用的最通行的版本。

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距今已有40余年时间。时光转瞬而逝，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华书局特推出“二十四史”新时代的献礼版——“点校本二十四史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宁成春先生亲自担纲设计，封面特别采用汉代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纹样，寓意吉祥；书名题签集顾颉刚先生手书，以表敬意。

点校本“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共计241册，全书采用更大的开本、更清晰的文字印制工艺、更精良的纸张特别制作。点点滴滴，匠心独运。另附精美纪念图册《国史千秋》一册，首次公开大量珍贵档案、罕见照片，系统梳理、直观呈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当年出版的风雨历程。

书中钤盖“二十四史”点校总其成顾颉刚先生、责任编辑第一人宋云彬先生、编辑出版工作主持者赵守俨先生三位先贤生前所用印章。

愿传统文化福泽久远，千秋国史源远流长。

■镇社之书

一本书与一个时代

点校本《史记》

中华书局的标志性出版物，无疑首推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系列。在这一系列中，又以司马迁的《史记》名气最大，发行量最广。想了解中国历史，必须从读《史记》开始，而懂行的人都知道，还必须从读中华书局版的点校本《史记》开始。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权威、经典！

《史记》点校本，有其他各书难以企及的高度：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经过科学规范整理的现代《史记》版本，1959年10月面世；它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整理，是国庆10周年的献礼之作；它由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点校完稿，由著名文化学者宋云彬担任责任编辑，反复校订加工而成；有周详的体例和工作计划作保证，有广泛的版本搜集和校勘长编作基础，有字斟句酌、矜慎严谨的态度作底色，从而奠定了它值得信赖的高质量、高水准。

随着1978年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最后一种《宋史》的出版，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进入各大中小型的图书馆、图书室，进入寻常百姓家，摆上学者和普通读者的案头，也牢牢占据了读书人、爱书人的心灵。

一套书是否权威，有两个衡量的维度：一是多数学者都把它作为引据的版本，这是判断一个人专业还是业余、预流还是不入流的重要标尺。如果一个作者向出版社或学术期刊投稿，研究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问题，而引用的《史记》不是中华书局的版本，仅凭此一点，即可以作退稿处理。另外一个维度是，学者如果从这套书中有一点小的发现，能写出某处点校《指瑕》或《商榷》的小文章或札记，刊登出来，就能作为学术成果，拿来作为评职称的材料之一。

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就是享有这样的地位。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点校本这么好，为什么还要修订呢？这是因为时代进步了，我们能看到的版本更多了，出土材料更多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推进了，整理古书的理念也与以往不同了。现在我们做修订本，就是要把最新的成果反映进去，并弥补过去的缺憾。修订本《史记》于2013年10月上市，至今精装本已经印刷5次，累计4.2万册；平装本印刷6次，累计6.5万册。事实说明了一切。